历史已跨入了一个新的纪元，面对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经济的日益繁荣，饱经沧桑的佛教怎样承续上个世纪的复苏，迎候那接下来的百年巨变，值得每一位佛子深思，这是一种责任，是2500多年的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这也是一次机遇，是继佛教僧侣、佛教信徒逐步年轻化、知识化之后，佛教重新与其他宗教、其他社会文化处于同样发展起点的历史机遇。把握机遇，挑战未来，是我们这一代佛教徒的历史使命，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机遇面前，我们需要思索的是怎样迎接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于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宗教异端等各个方面，佛教如何在与各种挑战的碰撞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化世导俗”功能，继续保持自己区别于其他思想文化、其他宗教派别的“位格”，成为新世纪佛教发展过程中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本文拟就这一课题的可能性、必然性和必要性作些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共同推进这一课题的研究。

　　一、 从“三法印”原则看可能

   《法华经》云：“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为使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佛陀一生的活动总括起来不外乎一个目的，这就是要告诉众生他在菩提树下所觉悟的一切，告诉众生何为应取、何为应舍，引导众生最终归趣于佛的境界。“开、示、悟、入”四个动词用得极为贴切，它们充分表明了佛陀一生以“化世导俗”为已任的崇高理想和实践精神。“佛之知见”是对佛一生说法四十五年、谈经三百余会的高度概括，也是现存三藏十二部的统称。佛陀晚年所提炼出来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等“三法印”是确立“佛之知见”的基本标准。

   “诸行无常”指出世间的一切可运动、可变化的东西，包括宇宙的、人生的、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固定不变的实体，都不能常存，也都不可执著。认识到了这个道理，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事物的虚假性，可以激发我们改造现实世界、完善现实人生的热情。

   “诸法无我”是说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因缘的假合，作为构成这一事物的各种条件一旦聚合在一起，这个事物就会呈现在我们面前，反之，我们就看不到这个事物。这就告诉我们，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创造条件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来实现自己的追求。并非像某些宗教所宣扬的那样，靠神灵主宰一切。

  “涅　寂静”是人的精神升华到一定程度后的一种质的飞跃，人可以通过对自己主体生命的不断升进，达到与世俗社会生灭现象迥然不同的永恒状态，这是一种精神的不朽，是人的潜能和智慧的充分发挥，是佛教所追求的最高理想。

　　由此可见，“三法印”所衡量的不仅仅是作为客观存在的“法”的合法性，同时也是佛教立足人生、积极向上精神的真实写照。

　　二、 从历史变迁看必然

　　让我们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印度。从最初的夜睹明星而悟道，到鹿野苑初转法轮度五比丘，再到后来四十五年漫长的教化生涯，佛陀一生孜孜以求，所为所想无非是要改变世道人心，还世界、人生以本来面目，所言所行无一不在保持佛教之本质——立足世间、不崇外力、以众生为本、于觉他中求得觉行圆满。四十五年摩顶放踵的教化活动过后，佛陀垂垂老矣，在经历了常人一般的梳洗、叮嘱后，佛陀涅槃了。佛陀的涅槃是精神升华后的必然归宿，“涅槃”本身昭示人们：人的生、老、病、死是一种铁的定律，任何人都无法幸免，佛也不是万能的，佛也要接受身体老化、朽坏的事实。而佛一生的生命活动却又清晰地告诉我们，人之为人所能把握和所应把握的不朽的成分，就在于人应该是重生轻死的，死的结局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把握和珍惜自己的生命，“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是佛陀一生所修所行的智慧结晶。它充分揭示了佛教重视人生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给佛教的发展和延续注入了能量。

　　可惜，在佛陀涅槃后百余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佛教的发展受到了制约，虽然有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一些保守的、教条的、僵化的思想占主导地位所造成的。当时的上座派长老们出于对佛陀个人魅力的推崇、出于维护一己之利的的狭隘心理、出于对佛法精神的曲解，极力倡导理论的因循、行持的守旧，反对一切新思想的出现，压制一切新活力的涌现，拒绝一切新潮流的激荡，从而使得佛教所本具的生机和活力难以勃发。

　　但是，旧的终究要过去，新的必然取代旧的，这是佛教“诸行无常”理论所诠释的内容。佛教徒们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怀旧情结之后，毅然走上了发挥佛陀本怀、抛弃陈规陋习的道路，佛教内部逐步形成了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民主、自由的风气，各大部派风涌出现，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全新佛教在公元前四世纪勃发生机。

　　新的也会变成旧的，更新的东西将应运而生。公元一世纪前后，佛教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繁荣之后，由于与社会的脱节，以及思想上的学究化，又一次面临危机。那种只注重理论的丰富性和教学的经院化倾向，严重地制约了佛教的发展。时局的变迁、社会矛盾的转移给佛教提出了新的任务和发展方向。为了响应这种变化，以马鸣、龙树、无著、世亲为代表的一大批佛学思想家应运而生，谈空说有、应机应时，既不违佛理，又化导世俗，佛教因此重又受到了世人的瞩目。那烂陀大学、超戒大学盛极一时，佛理的辩论、宗教之间的相互激荡蔚成风气。

　　新的未必都是好的，回归本源往往更可取。大乘佛教在经历了近七个世纪的辉煌之后，由于刻意求新走入了密教的泥沼而不能自拔，在印度教、伊斯兰教的围攻和同化下，一种新型的佛教模式——密教诞生了，这就是七——十三世纪印度佛教的主流形式。密教的兴起寓示着印度佛教本具特色的丧失，也标志着佛教化世导俗功能的褪化，佛教成了一种利己的宗教，成了一种过分追求生理潜能开发而不是心理智慧开发的宗教，佛教迷失了方向，找不到了回家的道路，佛教最终走出了印度。

　　作为异地佛教的硕果，中国佛教也已走过了两千年的历程。公元前一世纪左右，佛教初传中国，也许是与中国有夙缘，佛教的传入满足了中国统治者的喜好，夜梦金人、遣使取经、梵僧来华、译介佛典，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从最初的误解为黄老之学的一支，到后来的儒家圣人的同类，中国人的胸襟在汉代还是非常宽广的。处于初传时期的佛教非常谨慎，不敢轻易显露自己的个性，真正显山露水那还是后来的事。神通、灵验是早期佛教的代名词。在与玄学的互补、交融、分离的过程中，佛教逐渐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成了与儒学并行的中国主流思想之一。

　　经过汉代的初传，佛教在魏晋南北朝阶段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逐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从而为隋唐时期的鼎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魏晋时期玄学盛行，“谈玄说妙”是当时普遍的社会风气，佛教的“般若”思想因此而有了大力弘扬的土壤，“六家七宗”与“竹林七贤”遥相呼应，玄借佛力、佛仗玄威，“格义”成了当时二者沟通的桥梁，也成了当时大量传入的佛教典籍的主要文字表述形式。南北朝阶段，南、北分治，南方的社会较稳定，基本能够承续这种遗风，慧远、道生等一代佛学家独领风骚，佛性、涅槃等一系列佛学名词的讨论，使人们开始注意到佛教与玄学之间的本质区别；北方因为社会动荡、战争频仍，人心惶惶，终日难安，所以佛教在安定人心、创造和平方面倾注了心血，罗什、道安、僧肇等成为当时的显要人物而受到特别关注。学派峰起也是南北朝时期佛学研究盛行的重大标志，寺庙的建造、石窟的开凿成为佛教与艺术相结合的完美结晶。

　　隋唐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使得社会文化、经济空前繁荣起来，“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成了盛唐的两大亮点，佛教在这一时期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佛教徒把握了这一机遇，在南北朝学派峰起的基础上，创造了更加稳固、更加体系化的佛教传播形式——宗派。三论、天台、华严、法相、禅、净、律、密八宗共相辉映，中国佛教因此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吉藏、智顗、法藏、澄观、玄奘、窥基、义净、慧能、神秀、道绰、善导、道宣、不空等一大批佛教祖师在这一时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佛教的影响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儒、释、道三教虽鼎足而立，然佛教之地位却远非儒、道二教所可比拟。经籍浩繁、寺院林立、僧侣众多、艺术辉煌、不唯经教、不尚权威、立足社会、关心民众是隋唐佛教的显著特色。

　　宗派的兴起是佛学研究兴盛的重要标志，但是各大宗派学说的过分细密又使其走入了学究化的窠臼，学究化苗头的出现也就是佛教脱离民众的开始。经过唐末五代战乱的洗礼，佛教各大宗派渐趋衰颓，除禅、净二宗因其简便易行得以存续外，其他各宗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一蹶不振，虽在宋明稍有复兴气象，但终究难续前缘，隋唐佛教的鼎盛一去不再。唐以后的佛教主要以禅、净二宗为主，禅、净二宗历来深受民众欢迎，尤其在其他各宗相继衰颓的情势下，二宗更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禅宗的公案人人耳熟能详、净土的念佛个个脱口而出，佛教在这近千年的漫长征途上，在深入民间、启迪社会、融入生活、化导世俗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保持“位格”方面却底气不足，佛教与儒、道二教合流之后，个性全无，佛儒不分、佛道混同，使佛教的生命力受到了威胁和挑战。

　　化世导俗是目标，保持位格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而一旦丧失了自己的“位格”，佛教也就不成其为佛教，佛教的基本精神、佛教的超越功能也就无从谈起，这是历史的教训。

　　三、 从现实需求看必要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知兴衰”意在把握现在、开创未来。近现代佛教的复兴运动可以说是教界有识之士知兴衰后有所为之举。时过境迁，在当今科技迅猛发展、信息超常传递、知识经济兴起的时代，佛教怎样找准自己的位置，认清本、末、虚、实，并且做到摄末归本、遣虚存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头等大事。

　　首先，佛教在当今社会应有的位置在哪里？近百年来，从欧阳竟无的“佛教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世之必需”到太虚的“佛法虽普为一切有情类，……当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以及赵朴初的“勤学五明，弘范三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无不律动着时代的脉搏，无不透露着这样的信息：佛法的生命在于发挥其丰富的社会功能，只有坚持与时代紧密结合，佛教才有生命力。因此佛教对自己的定位只能是而且必须是深入了解社会、把握时代需求，接受各种先进成果，并反过来指导人们的心灵逐步得到净化，从而使先进的科技成果得到正确应用。那种错误理解佛教是消极遁世、是厌离世间的观念应该得到纠正，而那种极力渲染神秘奇异成份的宗教狂热倾向应视之为“末”，那种自视清高，将佛法经院化、学究化的形而上学倾向应视之为“虚”；与之相反，那种立足社会、应时应机、利民利生的教化活动才是佛教的“本”，那种将佛法融入现代生活，还佛教以活泼轻快、生机盎然面貌的行为才是佛教存世之“实”。任何舍本逐末、扬虚废实的做法都是在歪曲佛法，都是在葬送佛法之慧命。

　　其次，找准位置之后，佛教又该如何动作？俗话说：“知之为易，行之为难”。实践才是佛教的灵魂所在。有人说“佛教的目的就是要了生脱死”，但是佛教又讲“一切唯心造”，可见生死也不例外。这样，佛教的实践目标似乎又必然是对世道人心的改造。佛教化世导俗功能的发挥，其落脚点就在于改造人心、转变社会风气上。诚然，当今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新颖名词层出不穷，基因、克隆、知本、纳米……等等，令人应接不暇，科技的发达对宗教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佛教有勇气迎接这一挑战，因为佛教自始至终都能与科学并行不悖。从佛陀最初宣布的“十四无记”到“勤学五明”中的“医方明”、“工巧明”，佛教始终把自己和科学技术区别开来，不压制、干预科技的发展，认为自己可以在必要时补科学之偏，同时对最新的科技成果也能积极加以应用。二千五百年后的今天，佛教对科学的态度和责任仍然不会改变。基因研究者们已经预言：“信息技术使世界变小，而基因技术将改造世界”。“世界变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越来越密切，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将越来越突出，解决矛盾是科学技术所无法完成的事业，而法律有时又无从介入，这时候就需要宗教劝诫、伦理说教来发挥作用，佛教在这方面非但能够治标，而且能够治本，它所提供的不是单纯的说教、武断的禁止、极端的恐吓，而是细致的分析、适时的引导，让人们从缘起规律中自己寻找出解决矛盾的办法。“改造世界”必然涉及到一个观念的问题：为什么要改造世界？怎样去改造世界？这都是掌握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的人必须思索的问题。倘若一味地按照自己的需要去设计、去行动，不顾他人及社会的利益，那么改造世界的结果必然是毁灭世界。虽然社会可以为改造世界的秩序建立一系列规则，但这些规则又能有多少约束力？因而，宗教在辅助“规则”发挥最大效用方面大有可为。在解决种族冲突、呼吁民族和解，反对军备竞赛、维护世界和平方面，佛教也应积极参与其中，奔走呼号、游说劝导，积极充当和平大使的角色。倡导佛教主张的贪、嗔、痴乃阻碍人类自由和平之“三毒”的理念，对于维护世界秩序、化导世道人心有着永恒的现实意义。去贪，就不会有对资源的无限制攫取、对非己所有的财产的掠夺、对基因技术的无道德利用；去嗔，就不会家庭矛盾、民族冲突、地区战争；去痴，就不会有邪教的流行、迷信的泛滥。倘若人人怀有慈悲之心、个个皆能行于“八正道”，则世界将秩序井然、人类将和睦共存。

　　当然，佛教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还应注意对“弱势群体”的关怀，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加剧，贫富悬殊、能力差距将越来越大，佛教在吁请社会关注的同时，自身也在社会福利方面倾注心血，利用佛教在信徒中的影响力对社会中的贫困者、弱势者给予经济上及道义上的援助，以使他们融入社会大家庭中，充分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从而不至于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同时还要适时地引导他们走出弱势、走向强大。

　　佛教在充分发挥化世导俗社会功能的同时，还要牢记对自身“位格”的保持。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昭示我们：一个没有位格的宗教必然会被其他宗教或社会思想所同化和取代，印度佛教如此，中国近代佛教同样如此。保持位格的根本核心在于弘扬佛教不朽的理论精华和积极的生活实践。积极探讨如何让四谛、十二因缘、八正道、三法印等佛教理论与现实社会紧密结合，并对此作出全新而又正确的诠释，是继续保持佛教生命力的基本保证。因此，今后佛教的重心应该着落在理论的诠释和实践的开发上，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综上所述，保持佛教的“位格”，充分发挥佛教化世导俗的社会功能，是佛陀创教的宗旨，也是二千五百多年佛教史的基本任务，具有强烈的理论可能性、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紧迫的现实必要性，它应该成为当今佛教发展的价值取向和坚定的奋斗目标。

 

(责任编辑：张国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