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瑜先生在《论明代宦官与明代文化》一文中论曰：“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中，占统治地们的当然是地主阶级的文化。明代宦官既然跻身于地主阶级的最高统治集团，其中的某些人，就有可能运用手中的大权，为明代文化的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见《明清史散论》，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1月版）晚明海州云台山三元宫佛教的兴盛过程中，就晃动着一些宦官的身影。

　　大家知道，万历十五年（1587）释德证（无相禅师）开工兴建三元宫之后，明朝皇室曾两次颁赐三元宫《大藏经》等物。一次是二十二年（1594），慈圣皇太后的颁赐；一次是三十年（1602）万历皇帝的颁赐。这第二次颁赐，就有太监陈增在其中活动的因素。他当时是万历皇帝的敛财高手，由他回禀上奏云台山三元大帝崇拜盛况，自然会引起重视。

　　陈增是个人人憎恨的矿税监，敲剥民间无数膏血，为淮安知府李三才所劾，不得已，对外室称畏罪自杀，实际上跑到云台山躲了起来，在此安度晚年。他住天元宫期间，仍然与外界官僚们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一点从他死后的墓葬情况可以看出。据王子扬《建陵山房诗钞》曰：“撰文为某太史，篆额则吾乡葛维垣太守也。”葛维垣何许人也？《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记载：“葛维垣，字映辰，沭阳人。由进士任成都推官，决狱多平反，台司重之。流贼薄成都，自行请援兵，擒获贼党，解省会两月之围。权知重庆，豪猾帖息。以佐军兴考最，迁工部主事，旋授吉安知府。多政声。以病归，攀辕泣送者以万计。居父丧，哀毁骨立。居家布袍竹杖，以诗酒自娱而卒。”这样一个清官，竟然肯为陈增篆墓碑碑额，可见陈增晚年在三元宫道行不浅。他对官僚阶级的影响在客观上推动了三元宫佛教的发展。

　　王子扬还有《山中杂詠》十七首，其中第十一首也讲陈增三元宫遗事：“茄花鬼委大阿持，四临山栖祝圣慈。二百余年长至节，臣僧解习旧朝仪。”这诗是写天启年间高苏同陈四临云台史事，何以见得是写陈增的呢？王子扬论曰：“魏珰用事，高苏同陈四临屏居云台，岁时于三元正殿，设位行朝贺礼，今长至节犹沿之，但改祝文‘臣增’作‘臣僧’。”原来如此。陈增在三元宫隐居期间，每年长至节都要在庙中设皇帝龙牌，行礼朝贺，自称“臣增”。到天启四年（1624）高晋卿、苏若霖、周通渊、陈云笈奉敕督修三元宫时，沿习陈增的做法，但改“臣增”为“臣僧”。大概他们修完三元宫后，看到朝中魏忠贤用事，政治黑暗，不愿回到那个是非之地，犹留在云台山皈依了佛法。这样的历史，是其他寺庙所无，故王子扬诗中说：“臣僧解习旧朝仪” 。晚明宦官不仅为云台山佛教文化增添了新内容，而且扩大了云台山寺院规模，周陈四临重修的三元宫比释德证所建扩大了十分之七，可见宦官在晚明云台山佛教的兴盛中所起的作用无法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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