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作为中国当时最大的城市，其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为佛教复兴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其佛教的发展与其它各地不同，自有特色。近代上海汇集了一批著名的高僧，如月霞、谛闲、印光、宗仰、应慈、圆瑛、兴慈、太虚、持松等人。他们有的研究佛学，著书立说，讲经弘法；有的组织佛教团体，推动佛教发展；有的从事佛教教育事业，培养造就青年僧人；有的广结善缘；有的促进国际佛教文化交流，祈祷世界和平；有的是开山祖师；有的修建扩建寺庙建筑；这些著名的高僧都为上海近代佛教的发展乃至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佛教虽然以出家僧人为住持佛法的中心，但在家居士在弘扬佛法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在家居士与佛教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居士佛教的勃兴，成为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中非常显著的特征，这在南京、上海两地最为突出，但南京的居士侧重于佛学研究而非佛教运动，上海的居士更致力于佛教复兴运动。近代上海佛教之所以能够获得飞速的发展，与上海的居士佛教作为全国居士佛教运动的中心，汇集了一批著名的居士是分不开的。

　　这批著名的居士与佛教学者，如江味农、王一亭、章太炎、蒋维乔、丁福保、范古农、黄涵之、关絅之、施省之、聂云台、屈映光等人，社会活动能力强，与政界、经济界、学术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不仅捐资出力，弘法护教，而且开展卓有成效的佛学研究。那些凝聚着他们心血的著作和经过他们校勘整理过的佛教经典，为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近代上海佛教界成立了全国性的佛教组织以及各种地方性佛教组织，如中华佛教总会、中国佛教会等，这些佛教组织完全不同于法系相承的宗派，而是佛教徒自己推选产生的佛教管理组织，它在很大程度上剔除了传统宗派的封建性、宗派性和地方性，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下推动了佛教的正常发展。这些佛教组织在团结广大佛教徒爱国护教，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兴办慈善事业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民国年间，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上海的一批商人、资本家在经营中获利甚大，他们为了求得精神上的依托，纷纷慷慨解囊，赞助佛教，不仅使原有的寺庙获得了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还兴建了一批寺庙。上海的新兴寺庙，至抗战前夕，约有149所，其中如法藏寺、清凉寺、海会寺、圆明讲堂等，规模较大。其他中小型寺庙，或购地自建，或租屋改造，亦有外埠沪设立下院。这此寺庙大多以做经忏佛事为营业，当时政府也从中牟利，向寺庙僧徒征收寺院经忏佛事积税（至1932年停止佂收）。抗日战争时间，各地僧尼纷纷避难租界，或购屋改建寺庙，或租屋自立小庙，皆以做经忏佛事为营业，寺庙因此而大量增加。民国年间，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寺院经济也带有资本主义色彩，在寺庙中都有所反映，如静安寺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房地产收入。总之，众多的寺庙，是上海佛教作为近代中国佛教中心的标志之一。

　　上海作为近代大都市，弘扬佛教各宗派的高僧云集于沪上，所以中国佛教的各宗派几乎全汇集于此，这与上海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政治局面因租界的存在而相对安定是分不开的。这种佛教各宗派并兴同振的格局成为上海近代佛教的一个显著特色。值得一提的是，近代上海佛教界人士并不局限于各自传承的宗派，他们或禅净双修、或台贤并弘，或教演华严，行在禅宗。这种各宗派相互融通的特点，反映了近代上海佛教是开放型的而非封闭型的，为上海佛教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上海是中国近代佛教刊物的发源地，也是佛教刊物出版最多的地区，这与各宗派的汇聚、佛门高僧和名居士云集上海是分不开的。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上海佛教界创办的佛教刊物约有30多种。上海地区佛教刊物的繁荣景象，也充分反映了上海近代佛教文化事业的兴盛。这些佛教刊物的历史尽管有长有短，但对宣传佛教文化，促进近代佛教的复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部分佛教刊物对增进中外佛教的交流，更作出了显著的成绩。这些佛教刊物还保存了大量的佛教史料，对研究中国近代佛教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末以来，江苏、浙江、北京、天津、四川、湖南、广东等省都有佛经流通之所，出版的佛教经书皆为雕版印刷，成本高，印数少，不便流通。进入20世纪后，上海的印刷业发展较快。佛教界人士认为必须广印佛书以弘扬佛法，于是作为全国出版印刷中心的上海，出版印刷的佛学书籍居全国之冠。以出版佛学书籍为主的出版机构，除了规模浩大的佛学书局外，还有上海佛教功德林佛经流通处、世界佛教居士林佛经流通处、弘化社、般若书局、大法轮书局、大雄书局、明善书局等。上海其它颇有名气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医学书局、有的书局、世界书局、泰东图书局、国光印书局等，也都出版发行过一定数量的佛学书籍。

　　近代以来，随着新的印刷技术不断发展，佛教大藏经的刊印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如果用铅字排版，同样的安数，铅字排出的片面篇幅，要比木刻片面的小，而且简洁、明了。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工业中心，印刷能力得天独厚。上海佛教界凭借这个优势，重新编纂、印刷、流通了《频伽藏》、《续藏经》、《碛砂藏》、《宋藏遗珍》等七种大藏经，为中国的佛教文化事业作出院贡献，也成为近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近代中国出版的佛教大藏经，绝大部分都是上海出版的。上海近代以来各种大藏经的出版发行，使很多流传很少的佛教典籍得以广泛流通，促进了近代佛学的研究，为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

　　自从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以寺产兴学的倡议后，全国出现占寺办学的风潮，佛教寺院受到很大的冲击。在这种形势的刺激下，佛教界有识之士开始“办学保产”，即自办佛教院校以自救。在上海，创办了近代第一所佛教大学——华严大学，此后还有上海佛学院、法藏学院、楞严专宗学院、静安寺佛教学院等。

　　上海佛教界除了创办佛教院校，培养僧才外，还先后成立了一批佛学团体。他们聚众讲经，研讨佛学，弘扬佛法，推动了上海近代佛教的发展。

　　近代上海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佛教也不例外。上海佛教的对外交流始于19世纪初，大多以参访、游学、考察、留学等形式出现。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这种交流的形式逐渐多样化，次数愈加频繁，交往的人数逐步扩大。一些去日本学习佛法的留学僧，回国后大多在上海弘法。一些留学日本的学者，回国后常寓居上海译著佛学著作。一些去其他国家留学的僧人，也大多是从上海出发的，他们学成回国后，有的就在上海弘法。此外，国外僧人、佛教学者的来访，也给上海佛教界带来了新鲜的气息。总之，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对近代上海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近代上海佛教界对汉藏佛学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视，经常邀请藏传佛教大师以及入藏求法的高僧来沪弘传藏传佛教。如九世班禅、白普仁喇嘛、嘉饶嘉措、诺那尊者、能海法师等人，都先后来沪讲经说法，修法灌顶，他们还建立了弘传藏传佛教的道场，如菩提学会、金刚道场、诺那精舍、莲华精舍等。上海的佛学出版机构，也陆续出版了一些藏传佛学著作。汉藏佛教的沟通和交流，促进了中国近代佛教的发展。

　　慈悲是佛教的责任，是佛法的根本，慈悲精神渗透在所有的佛教教义之中。在近代上海，与佛教文化事业同时并进，对民众影响最有力的是佛教慈善事业的开展。民国年间，战火不断、水旱频仍，兵匪横行，造成难民、贫民无数。上海佛教界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赈济难民、贫民的重任，并以此为契机开展佛教的慈善事业。佛教界目睹近代西方在华都会兴办的社会事业对于传教的作用，不得不急起直追，因而在传统的赈济内容之外又建立了一些慈善组织与机构，如佛教慈悲会、上海佛教慈幼院、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上海佛教同仁会、净业教养院、上海福幼院等。这些慈善组织与机构的创办，体现了佛教慈悲为怀的精神，在一定程度减缓了百姓的苦难。上海佛教界的慈善事业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许多新闻媒体都作了报道，使佛教“慈悲为怀”的精神深入人心，扩大了佛教的影响。近代上海的其他宗教，由于经济实力的原因，在慈善团体的数量，慈善活动的规模以及社会的反响方面，都难以与佛教界相抗衡。

　　上海佛教界创办了一些医院和诊所，如佛化医院、佛教医院、佛教时疫医院、佛光疗养院、佛教平民诊疗所、慈光施诊所等。这些医院和诊所将医学与佛学结合于弘法活动中，以佛法医治人心之痛苦，以医术治疗人身之疾苦，使人们获得身心俱治的效果。佛门的慈悲精神在此得到了最完满的体现。

　　民国年间，由于鼓励私人办学，放开办学权限，上海的教育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但还是有很多贫寒子弟得不到教育的机会。此外，天主教、基督教在上海办了一些学校，这些教会学校带有殖民色彩，宣扬西方民族优于中华民族，一面授课，一面传教，推行奴化教育。为了扩大佛教的影响，上海佛教界也创办了一些学校，如同岑小学、留云小学、世界佛教居士林第一义务小学、静安义务小学、南翔乡村小学、兴慈中学等，这一方面是出自佛门慈悲为怀的精神，收留贫寒子弟入学；另一方面也是与教会学校相对立，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

　　总之，近代上海佛教界建立了全国性的佛教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佛教复兴运动，创办了一些在全国颇具影响的佛教文化事业，举行了一些重大的佛事活动和慈善活动，对近代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 了重大的影响。近代上海佛教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有着辉煌的一章。

 

(责任编辑：张国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