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临终关怀(hospice)一词，始于中世纪，现已成为国际上通用的术语。在世界范围内，临终关怀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存在只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从医学上说，临终关怀是指一种照护方案与医生、社会中的巡回医护互相配合，为垂死的病人及其家属提供缓和性和支持性照顾，以及病人死亡后对家属的心理辅导。在美国，临终关怀刚开始的时候，是以一种“理念肯定”的形式，由全美80个城市联合起来，极力向大众推介而来。1967年一位英国医师西西里•桑德丝女士，在教会的协助下，成立了St．Christopher’s Hospice，推动对癌症晚期病人的积极照顾，改变现代医疗只求“治愈”的观念，加上人性化的全人、全程、全家、全队“照顾”或“疗护”。这种“四全”照顾，积极解除病人身心、心灵痛苦的现代医疗，逐渐推展到世界各国。我国台湾于1990年由基督教的马偕医院首先在其竹围分院开创全岛第一家Hospice，命名为“安宁病房”。因此在台湾Hospice care，被称为“安宁照顾”或“安宁疗护”。日本人译为“缓和医疗”或“缓和医学”。台大医院于1995年成立从事这种安宁照顾的病房时，订名为“缓和医疗病房”，同年成立“台湾安宁照顾协会”。1998年4-5月，台中慈光佛学院院长惠空法师主持《临终关怀与救济》的CALL IN的电视节目播出。同年10月在佛光山召开“哲学、宗教与生死国际学术讨论会”。1999年成立“台湾安宁缓和医学学会”。台湾安宁照顾协会、安宁照顾基金会、台湾安宁疗扩教育中心、佛教莲花临终关怀基金会、天主教康泰医疗教育基金会等社会团体迅速建立。台湾的“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在2000年5月23日以立法形式通过，6月7日正式公布施行。

　　在中国大陆，临终关怀虽然起步较晚，但在20世纪末也有新的开端。1997年10月、1998年10月，南昌大学哲学系郑晓江教授两次到台湾作了十几场学术报告，把自己20多年的研究成果《生死智能》、《超越死亡》等与台湾的同行进行交流。另据媒体报导，2001年4月9日，广州地区首家宁养院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宁养院成立，至今已为155人提供服务。其中已死亡74人，死亡病人的平均服务天数为93天／人。目前正在接受服务的病人达81人，宁养院为他们提供的服务已达110人次之多，行程达2750公里。由李嘉诚基金会捐资的专门对晚期癌症病人施以“临终关怀”的宁养院，在大陆已发展到20家。中国大陆这二十所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的“三级甲等”重点医院，致力于使晚期癌症患者解除病痛的“临终关怀”事业，已使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兰州、乌鲁木齐、汕头、深圳、潮州、韶关等地癌症患者五千余人直接受益。2002年3月25日，一支由大学生组成、以关爱晚期绝症患者的“宁养义工队”在汕头大学医学院成立，该院第一附属医院宁养院对首批123名大学生进行了首场义工培训。可见，发展临终关怀，在全世界，包括中国海峡两岸，都已不同程度地达成共识。都市佛教在临终关怀方面有广泛的发展空间，势所必然。

　　临终关怀不仅是对病患者最后生命程途的医疗呵护，而且是人类在基本解决生存问题之后，进一步解决如何面对死亡时的痛苦、畏惧、绝望和忧愁的一种情感关怀，是现代人类社会最具人性化、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的一方面体现。它是人类在生活品质提高之后，努力提升“死亡品质”，从生理、心理、精神、灵魂诸方面追求最后圆满与彻底解脱的精神慰籍。在佛教看来，诸法缘起而生，人是肉体与心识和合而成。肉体终有成住坏灭，心识(或神识)却是不灭的。所以圆满的临终关怀，不但重视减轻病人身体的痛苦，更重要的是在“中阴身”阶段，通过“护念” (或“助念”)引导病人的心识(或神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永享真实究竟解脱之乐。佛教在实践临终关怀的理念上，较世俗社会和其它宗教有独特的优势。我近两年来曾有机会到台湾花莲证严法师创办的慈济医院心莲病房以及华梵大学推广教育中心台中分部、南投县伽俐终生关怀社会福利基金会等寺院、医院、大学、社会服务机构进行访问，亲眼目睹了台湾佛教界、学术界对临终关怀的重视及其在现代社会中所发挥的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深感人不是“一死了之”，都市佛教对于死亡及临终关怀大有文章可做。

　　（二）

　　临终关怀的意义，主要在于：

　　第一、临终关怀是人性医疗、人道主义的生动体现。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唯一的目的，是为了使众生悟入佛的知见，了脱生死的大事因缘。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法。学佛是把每人自己本来具有的清净本性、智能、潜能充分发挥出来，普度众生，使众生离苦得乐。佛教不仅要“送死”，而且要度生，使生者洒脱、幸福，死者安宁、坦然。都市佛教临终关怀的理论基础，就在于护持正念，“中阴”得度，“业力轮回”，终极解脱，自利利他，圆满人生。都市居民集中，生活条件较农村优越，开展临终关怀的条件好。如果寺院与医院密切配合，或者能像花莲慈济医院等临终关怀机构那样，积极参与和独立承担起临终关怀的责任，使临终者不仅得到良好的、合理的治疗，而且有佛乐、鲜花、笑脸相伴，有专用电话倾诉隐私和“终情”，有亲人的悉心照料，有娱乐室、佛艺室等活动室，有志工、莲友的呵护……那么，人们对自己生命的最后程途，还有什么不能放下，有什么痛苦、畏惧、绝望和忧愁不能解脱呢?这样的医疗，不正是人道主义、人性化的生动体现吗?这种关怀从城市辐射到农村(事实上许多农村的重危病人都希望送到城市医院来)，不正是庄严国土的一种生动体现吗?

　　第二、临终关怀是引导众生提高“死亡品质”的需要，实质上也是提高生命品质的需要。

　　“死亡品质”这个词以前不多见，最近，我在郑晓江教授《关于中国本土化临终关怀事业发展的沉思》的论文中见到，觉得挺新鲜，也不禁有几分疑惑：人死如灯灭，难道“死亡”还有品质的不同吗?其实，古人对此早已给予相当的关注，如《吕氏春秋•仲春纪》就把人生生命的价值与品质分为四等：“全生为上，亏生为次，死次之，迫生为下”，也就是把欲望的有无以及实现程度(“六欲”是否“皆得其宜”)作为区分生命质量的本质，实际上也是衡量死亡质量高低的尺度，把那种正常的生活欲望无法得到满足、 “迫生不若死”的状况视为生命和死亡品质最次者。从世俗社会来说，死亡的确有不同的品质，死有重如泰山和轻如鸿毛之分，有为崇高的道德理想和他人、社会的利益而献身，死如同生、在有限的生命中获得永生为上，有生死一如、潇洒自在为次，和受尽折磨与煎熬，痛不欲生、生不如死为下的区别。从佛教的唯识学、净土论以及密教的《西藏生死书》来说，人在临终时，尽管可能神志不清，但神识还在，在医生、法师、莲友等临终关怀者的引导下，其“中阴身” (指介于前期生命“本有”与来生“后有”之间脱离肉体羁绊的意识、潜意识和生命境界)可能循着一定的方向(向着光明，或黑暗)迁移、链接，如同与现代因特网联网一样，遇到适当的因缘，便向上品或中品、下品“投生”。如果这个理解符合佛教教义的话，那么，这种临终时的心境、精神状态及投生的去向和品位，就反映了一个人“死亡”的质量，也可以说是“另一期生命”开始的质量。因此，说到底，死亡质量与生命的质量，本身是统一的，只不过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而已。一位教授在对生命有一定体悟后，不无感慨地说，人们常说“天增岁月人增寿”，其实是“天增岁月人减寿”!人们忌讳“减寿”，总以为是在“增寿”，看破了，其实“生命在呼吸之间”，“人生苦短，来日无多”，起码对于中年以上人群和绝症患者，就是这么一回事！因此，提高生命质量，必须重视使生命的每一个程途都能得到圆满、安乐，当然包括死亡质量的提高；而提高死亡质量，如同郑晓江教授所说的“把对死亡的认识转化为人之生活的资源和促进人生发展的动力机制”，也是生命质量的延伸；生命质量与死亡质量，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我在台湾访问一些从事临终护念工作的法师时，他们都谈到，法师的修持对于亡者和亲属的利益关系很大。惠空法师在《谈中阴救度法》这本书中谈到，临终者的业力和在中阴时继续修持、保持正念，佛菩萨的加持，善知识的开导，亲属的功德力，对于亡者能否超越生死的苦难，乃至解脱，证得法性，是否往生极乐世界，而且上品上生，十分重要。

　　况且，临终关怀尽管主要在临终前的一段时间内进行，其实，临终关怀教育(包括死亡教育)是人生终生教育的重要部分。在美、日、英、法等发达国家，死亡教育已经成为各类学校的公共课，并且在提高全民的生命质量和综合素质上取得了良好效果。在佛教界，一些道行高尚的出家人往往在寮房前贴上一个“死”字，或写上“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今日已过，当勤精进”等偈语，以鞭策自己。在每天入睡前，他们都会把自己床前的鞋子摆整齐。在他们看来，第二天早上能不能醒过来，是否会无常来到，谁也难以逆料，每一天个体生命的结束，都是死亡(或者另一期生命)的开始。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不应消极逃避，而应积极面对，把当下的事情一心不乱、尽职尽责、努力精进地办好，才能利己利人，自度度他，生而欢欣，死亦安然，无怨无悔。这正象弘一大师所说的那样，达到“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崇高境界：或者象赵朴初大德那样：“生亦欣然，死也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

　　第三、临终关怀不仅是一个利国利民的事业和急待开发的产业，更是提高都市佛教品位的重要体现。

　　一切资生事业无非般若实相。临终关怀不仅是一个人文关怀的理念，更是现代社会亿万人的实践和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事业，也是长于“了生脱死”的佛教界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在台中、台北市看到，台湾的殡葬业发展十分迅速，在国民经济和民众的消费中占有相当重要的比例。如果人们在马路遇到一个因车祸而丧生的尸体，可能家属还不知道，而殡葬业的从业人员早就守候在那里，用白布一盖，这具尸体也就成为他“关怀”的对象了。这样，在无形中就产生了殡葬业界、世俗社会及宗教界的竞争，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少数赶经忏的僧人(“应赴僧”)和冒牌“僧人”。当然，佛教界法师立足于自己净化心灵的优势，不会与世俗社会去争，而是象台北承天禅寺那样，有钱为亡者诵经超度，没有钱也照样为亡者诵经超度，只要求家属一定要按时(“做七”)、如法地亲自为亡者诵经。所以，这样的临终关怀品位高。“冥阳两利”，生者、诵经者、亡者都受益，深受广大信众的欢迎。

　　如此看来，医护与临终关怀实在是与现代社会，尤其是都市经济、文化、教育、宗教、民俗息息相关的大事。积极参与和承当临终关怀，不仅利国利民，而且有利于调动广大信徒的积极性，提高佛教的品位，扩大佛教的积极影响力，促进宗教与现代科学协调，乃至与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三）

　　经典作家认为，人们把握世界，主要采取四种方式，即理性、情感、宗教、实践。宗教的临终关怀也离不开知、情、意几方面，也就是对人生、生命意义的体认，对情感的体认，对自在之物(自身、财物)的体认，不过更强调用宗教的(包括宗教艺术的)精神宋妥善处理，提升精神而已。都市佛教的临终关怀，根据海内外一些学者、法师的研究，主要可以从如下几方面着手：

　　1、肯定人生、生命的永恒意义

　　要帮助临终者体认“人身难得今己得”的真理，找出这一生值得肯定的意义，找出代表自己生命的意义，不管其意义多少、大小：不仅要从中找出体现现世生命的意义，尤其要找出其中所具有的永恒意义。如弘一大师、赵朴初居士那样，安详、安逸、自在、圆满。

　　2、对亲情、友情、爱情等重新定位

　　人的一生感情十分复杂，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还有许多是“斩不断，理还乱”，纠缠不清的状况。要帮助临终者对这一切重新认定，做一番认真的反省，或者认错，或者宽恕，以一切放下、 “释怀为要”。在这过程中，我们也许会对未来有所期许，但这种期许不再是人间的相聚与交往，而是心灵的永恒相契。

　　3、对自己的愿望了无所执

　　要劝导临终者对自己的心愿能了就了，不能了就拉倒，了无执着。对于别人的要求，要采取客观的立场，将心比心，由对方的心愿来进行判断，看其是否达成，不要以自己的认定为是。无论这些心愿是否达到，都能全面接纳，圆满具足，了无遗憾。

　　4、恰当地处理遗产、财物

　　要启发临终者不以自己的好恶处理遗产，而是以公平方式，如理如法地妥善处理，避免纷争，不至于破坏家庭的和谐。要克服“泽被子孙”的想法，不要让子女养成依赖父母的心理，而要求他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要把财富的累积看作是自己的功劳，是“自己的血汗，含辛茹苦换来的”，而要把财富当成是自己与社会共同创造的成果，因此“回馈社会就是回馈自己，也是印证自己生命意义圆不圆满”的一个重要方面。

　　5、妥善处理自己的遗体

　　要事先决定，自己临终时要不要采取急救措施，要不要勉强维持行将离去的生命：决定自己的遗体(或器官)要不要捐赠给有关医疗部门或他人；要不要先行安排自己的身后事；要不要预定价钱合理、质量可靠、服务优良的生前契约，或者事前临时交代家人有关自己身后事的想法与做法，让家人心里有所准备，避免临时手忙脚乱，手足无措，无法圆满处理，以至于影响到我们圆满自己一生意义的机会。 (参台湾南华大学生死学研究所副教授尉迟淦： 《临终关怀——一个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生死问题》)

　　都市佛教的临终关怀方兴未艾，具有广泛的发展空间，必将在21世纪的中华大地广泛发扬。

 

(责任编辑：张国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