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雕刻，以佛象为主，佛象的式样，在中国历世都有变化。佛象之在印度，因系热带衣着极薄，且多偏袒右臂，裸露胸膛，如云冈第十七窟至二十窟的本尊，都是所谓“偏袒右臂式”，衣服从左肩斜披而下，至右腋下。衣服的边缘搭在右肩头，右胸及右臂都裸露在外。衣褶为平行、隆起的粗双线。第八窟和二十窟的左右夹侍是所谓“通肩式”，宽袖的薄薄的长衣紧紧贴在身上，随了躯体的起伏，形成若干平行弧线，领口处为披巾，自胸前披向肩后。

 

    以上两种衣服的式样，在早期的佛教造象中是很流行的，大槪是原从印度传来的式样。其后演变为中国的服装式样，如云冈第十六窟的本尊是“冕服式”，衣服为对襟，露胸衣，胸前有带系结，右襟有带向左披在左肘上，衣服较厚重，衣褶距离较宽，作阶段状。第十九窟左窟中，垂脚坐的大佛，衣服也是这种式样。

 

    从这种式样，可以推知其从印度接承的图样。大槪“偏袒右臂式”和“通肩式”，比较为早期的形式，根据外来的型范所造。“冕服式”是中国式佛象的特点，联带的，有些菩萨象的中国式样，是下身着裙，上身为左右两肩披下的两条飘带，十字交叉在腹前，而代替了偏袒式上身悬挂璎珞的装扮。由衣服装饰的不同，可以看出中国与印度气候不同的影响，在造象艺术上，而有不同的表现。

 

    自唐以后，佛象和菩萨象，更加中国化，中国的雕塑家们，在中国人中间，选取美与健康的典型，作为标准，面容和肌肉，都表现出美与力量，佛、菩萨、力士，也就是最可爱的形象。衣饰、背景、用具都逐渐的中国化，佛教与中国雕塑艺术，作到了融合一致。我们看大同华严寺的辽金时代佛象，与南寺明代佛象，去云冈甚近，但是作风不同。这就是其演变的结果。

 

    中国早期的佛教雕塑，从北魏时代，遗存有不少宝贵的作品，在敦煌云冈炳灵寺等处的现存造象上，可以看出它的艺术风格的演进。在初期，我们从事造象的艺人们，大槪直接从印度传来的图象取法，例如云冈的石佛洞，现存四十余洞，把它区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其中东部三洞，中部十洞，西部九洞，比较重要。

 

    西部的所谓昙曜五洞，即编号第十六至二十的各洞。佛象最大，庄严巍峨，高达数丈，在东方佛教造象中，这是无可伦比的奇迹。造象的作风，与印度犍陀罗艺术及其后的笈多艺术，均有相似之点，又均不全似，这是印度艺术传入我国，有了新的融和之故，壁上的贤劫小佛，面容多作犍陀罗式。中部第一第二两洞壁上，象一条连环画的带子，刻有佛传故事九图，接承犍陀罗的作风，为西部各洞所无。第三为六美人洞，前壁上层六美人，坐帏幕中，婉丽肥硕，也是犍陀罗式的姿态。

 

    中部藻井上的飞天，肥短如小儿，在印度鹿野苑笈多时代的雕象，佛背光上有肥而短的飞天，正与此相似，可以说两者的艺术作风，有其共同之点。云冈西部各小洞的晚期作品，飞天削肩瘦长，衣带飘逸，与前者绝不相类。这正是中国艺术史上所说的“瘦骨清象”在北魏的晚期，佛教雕刻艺术已经逐渐“中国化”了。

 

    到元代以后的佛教雕塑，曾受尼泊尔艺术家阿尼哥的一些影响。阿尼哥传弟子刘元，所作佛象，宽眉细腰，是其特点。这种形式，在西藏佛象中尤其普遍，清代的喇嘛教雕刻，即由这一艺术传统，发展而来。中国的雕塑，把外来的形式融合在自己民族形式之中，在一千五六百年的过程中，大大的丰富了自己的艺术，这些伟大的成就，今天是值得我们爱护并继续发展的。

 

 

(责任编辑：张国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