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副总主编李采芹在编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0年6月·北京

 

　　各位领导、各位学者：

　　关于《中华佛教寺院名胜大典》（以下简称《大典》）的编纂出版，就四个方面的情况，作一简要说明。

　　一、同类书的出版情况

　　改革开放30年来，各地都编写出版了不少记述佛教寺庙的图书，但记述全国性的佛教寺院图书并不多，我们已知的不过七八种，在当代出版浩如烟海的图书中，可谓凤毛麟角。

　　1.1993年，扬州广陵书社出版的《中国佛教寺庙丛刊》，这套书将自南北朝问世的《洛阳伽兰记》至民国时期出版的各地、各山或各寺的佛教寺院志书200余种，汇集起来影印出版，共130册，印数很少，仅印了100套，定价25600元。这套书收录的寺庙涉及18省、市，其中江、浙二省多达102种，占50%以上。还有河北、山西、江西、陕西、西藏、青海等17个省、区、市一种也没有，其中，有许多还是佛教大省。

　　与《中国佛教寺庙丛刊》在内容上基本相似的，有台湾在1980年～1985年，由文明书局和丹青图书公司影印出版的《中国佛寺志》，又名《中国佛寺志汇刊》，共收各种佛寺志37种，印1000册。

　　这套《中国佛教寺庙丛刊》把现存的历代佛教寺庙志都汇集起来了，其中还有一些手写本、孤本，有很高的历史文化、文献价值，为学者提供检索方便。

　　2. 1990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寺庙大观》，是一本8开本的大型彩印画册，收录重点寺庙200座，图片500幅，订价1500元。不久，中国革新出版社又出版了书名相同的一本书，收录的寺庙也不多。

　　3.1995年，中国佛教协会主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佛教寺院》，收录全国有代表性的寺院168座。文图精美，堪称上乘之作。

　　4.1995年，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著名佛教寺庙》，收录著名寺庙114座。虽是一本小册子，因系著名文物，古建筑专家罗哲文领衔编著，比较严谨。

　　5.2002年，北京藏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寺庙宝典》为彩印四卷，分华北东北卷、长江中下游卷、西北西南卷、华南及港澳台卷，共收录寺庙892座。但定价昂贵，一套2888元，印数也很少。而且编纂很不严谨，无序言、无编写说明，还出现一些不应有的差错，如封面卷名“华南及港澳台卷”，但在总目录中却把澳门漏了，成了“华南及港台卷”；还有文与图不对应，张冠李戴。

　　6.2004年12月，由赵朴初、叶小文总编，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佛教二千年》，全面论述中国佛教的发展，其中收录中国寺院1000余座，还有当代著名书画家的作品。这是一套大四开本画册（与《人民日报》大小相同），厚逾23厘米，重100斤，文字180万，图片15000幅，收藏于香樟木雕盒架之中，定价56000元。为中国图书最大、最厚、最重、最贵的书，该书虽壮观豪华绝顶，但只能陈之殿堂，作为镇寺、安宅之宝，广大的信众和读者却无缘拜读。

　　7.2006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佛陀的家园•六十座经典寺庙》，彩印，以图为主，仅15万字。书是好书，但收录的寺庙太少了。

　　从上述情况可见，已经出版的佛教寺庙志类图书，不仅数量很少，收录的寺庙也很少，而且仅限于当代，涵盖的地区也很有限。充分表明，今天我们编纂的《大典》将收录的古今寺院名胜，仅现有的寺院名胜就多达17000座以上，还不包括历史上有过的寺院。地域范围不仅涵盖31个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还包括海外华人世界。我们编纂的《大典》，是能为佛教界、文化界和广大读者所用的一部特大型佛教历史文献工具书。

　　二、《大典》的三个显著特点

　　从《大典》的总体设计方案来看，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一）规模宏大，卷帙浩繁

　　编纂出版的《大典》，初步设计为23卷，寺院名胜多的省、区独立一卷或二卷，寺院名胜少的省、区、市合并一卷，还有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卷。收录古今寺院的条目，估计总数在5万以上。每卷的篇幅版面控制在200万字左右，总计约4000～4500万字。拟采用大16开本，彩色精印。如此篇幅和内容，可谓前无古人，开创了同类图书的历史记录。
 

　　（二）纵览二千年，横观八万里

　　“纵览二千年”，指从中华第一寺洛阳白马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建寺，距今1952年。但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还要早些，具体时间众说纷纭，难以定论。按赵朴老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魏略》：“昔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图经”，指出这是佛教传入中国最早见于史籍的记载，时间为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距今2008年。郭沫若、范文澜、剪伯赞等大家也持这一观点。“横观八万里”，指《大典》收录的寺院名胜，不仅在中华大地，还包括海外华人世界。绕地球赤道一周约为4万公里，因此，“纵览二千年，横观八万里”并非广告用语，也不夸张。

　　（三）佛教历史文化之总汇，优秀民族传统的传承

　　中国佛教的发展，同寺院的建设密切相关。一座寺院有一座寺院的历史，把众多的寺院汇集在一起，就组成了一部最生动、最详备的中国佛教发展史。

　　佛教的寺院，不仅是佛教活动的场所，也不仅仅是一种建筑形式，他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象征，也是社会经济、政治的一种缩影，并已上升为一种文化符号。因此，在历代方志、图志、游记、风土记等史籍中，佛教寺院和其他寺庙都被详尽地罗列其中，尤其是佛教的寺塔，大都成为一个地方的标志。

　　同时，寺庙已成为悠久历史文化的象征，收藏保存了历代佛经、雕塑、绘画、书法、碑刻等重要文物，成为中国的艺术宝库。在国务院公布的2 35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佛教寺院及相关设施约占一半。

　　《大典》的编纂出版，把历代的高僧大德、历史文化名人与名胜古迹、纪念物融为一体，见物、见人、见史，这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弘扬与传承。

　　三、编纂《大典》的追求

　　（一）关于《大典》书名的考虑

　　所以用《中华佛教寺院名胜大典》作为书名，有以下考虑：

　　1.用“中华”，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突破了地域的界限，为所有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都乐于接受。

　　2.用“寺院”而不用“寺庙”，按《汉语大词典》的权威释义，“寺院”为“佛寺的总称”，而“寺庙”是佛寺的通称。两相比较，是用“总称”还是用“通称”，当然是用总称为好。

　　3.用“名胜”，也有讲究，按《汉语大词典》释义：“名胜”是“有古迹或风景优美的著名地方”。许多寺院既有古迹，又是风景优美之地，理所当然地成为一方名胜；当今新建或重建的许多寺院，梵宫或佛像并无古迹可寻，但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会成为当地靓丽的名胜；“寺院”和“名胜”又有区别，如单用“寺院”，不用“名胜”，《大典》就只能收录寺院，像著名的敦煌石窟、龙门石窟、大足石刻等，早就不是寺院了，已成为中外闻名的佛教胜地和名胜古迹，就难以收录。

　　4.用“大典”，而不用“大观”或“志”，主要为这部巨著的编纂立意提出了深刻的内涵要求。“典”是“典籍”的“典”，典籍通常指国家的重要文献；“典”又是“经典”的“典”，“经典”是指可作典范的重要书籍；“典”又是“典范”的“典”，“典范”是某一事物的规范或模范，用得最多的“字典”就是某一种文字统一读音和释义的规范。“大典”最早见于《后汉书•蔡邕传》，称他“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用“大典”之名，并非哗众取宠，而是要求全体编纂人员将《大典》铸造成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之作。

　　（二）编纂《大典》的追求

　　欲达到上述“大典”总体要求，《大典》的编纂工作应沿着下面三个方面去努力，也就是要遵循三个追求：

　　第一求全。求全是这部《大典》最大的特点，可以说是以全取胜。求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按编委会和出版社制订的体例要求，要把古今寺院收揽无遗。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都修建了许多寺庙，究竟有多少，从来没有全面系统的统计。还由于这些寺庙历经沧桑，或毁于战争水火，或毁于自然风雨，或毁于数次灭佛运动。绝大多数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保留下来的甚少。由于我国是善于记述历史的国家，在历朝典籍中保存了不少寺庙的记载。

　　如北朝时，仅北魏孝文帝在北方境内，就建有寺庙6 478座，到北魏末年境内建寺庙高达3万座。其中洛阳一地建立的寺庙就有1 367余座，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学者，根据北魏时《洛阳伽兰记》整理出当时洛阳城内有名、有地和建筑年代的寺庙55座，城郊还有20余座。在北齐时，境内寺庙多达4万座，还有西来高僧佛图澄，经他一人之手就建立寺庙800余座。在南朝时，仅梁武帝时在境内建的寺庙就有2 860座。又如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在位20年，在全国建立寺庙3 792座。

　　唐、宋、元、明、清五朝都有大量兴建，而且有不少还是朝廷拨款修建。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下令拆寺庙46 000余座；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宣政院统计，全国有寺院42 000余座；《大清会典》统计，清雍正以前，汉传佛教全国寺院79 622座。其中官建大寺6 073座，小寺6 409座；私建大寺8 458座、小寺58 682座；清乾隆二年（1737年）藏传佛教寺院3 477座。其中达赖管寺院3 150座；班禅管寺院327座；到清光绪八年（1882年）藏传佛教寺院多达25 000余座。

　　到民国时，1928年，仅北平市经民政局登记进行宗教活动的寺庙就有1632座。那时的北平市区较小，现在北京市区增加了10个县，开放的寺庙只有35座。又如九华山，在1949年解放时，包括山前山后的大小寺庵还有327座，现在恢复的84座。

　　据不完全统计，历朝共建寺院30余万座。鉴于历史上的寺院，许多都是屡毁屡建，各朝修建的寺庙，在历史上难免有许多重复，因此，估计存目留名的寺院在15万座上下。

　　我们今天借编纂《大典》之机会，对历朝历代的寺庙进行搜集盘点，爬梳整理，尽管许多寺庙早已消失，但经过我们的努力就能把相当多的寺院名迹保留下来，做到存名留史，这将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学术研究成果。同时也保存了一笔很了不起的历史文化遗产。历史主要靠文字记载，传统也主要靠文字传承。因此，我们所要做的不仅是为弘扬佛教文化做一件千秋功德，更是为中华民族保存和传承一份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功莫大焉！由此可见，我们肩负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和光荣！山西崔正森先生主编的《山西寺庙大全》，收录境内古今儒、释、道寺庙17000余座，其中佛教寺庙4134座，为整理古代寺庙文献树立了榜样，作出了卓越贡献。

　　求全的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收集整理每座寺院资料时，尽可能全面搜集整理，特别是在文献中已有记载的寺院文化史迹，不能遗忘。如南北朝的高僧法显和使者宋云，在他们的著述记载被派遣经西域去印度取经的见闻。其中记述了不少非常珍贵的寺院情况。如在“捍么城（今新疆于田）南有大寺，住僧300余，有丈六金像一躯，面恒东立，不肯西顾，于田国王曾封400户供养。”这是当时的中国与西域文化交流及其影响的结果。还有历朝政治家、文学家、高僧大德等名人，在许多寺庙都留下事迹、经书、诗句、墨宝等，成为弘扬佛教文化的瑰宝，务必整理保存。

　　第二，求真。真就是真实，实事求是。载入《大典》的文章，要求记述准确，言之有据，这里就不多讲了。
　　第三，求精。一则编纂《大典》，要求条目文字要精练、精彩，图片要靓丽；一则要求《大典》的装帧、版式设计和印刷装订要精良。总之，要把《大典》打造成图书中的精品，打造成佛教文化的精品。

　　四、面临的挑战和有利条件

　　编纂出版《大典》这样重大的佛教文化工程，多年来许多人士想做，又都未做成。现在编纂出版《大典》的平台建立起来了，我们能做好吗？也确有一些人士在拭目以待。加上时间又紧迫，特别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要赶出2～3卷，迎接第三次世界佛教论坛的举行。我们要把压力变成动力，事在人为。我有过这样的经历，1980年我奉命主编我国第一部大型消防工具书《防火检查手册》，当时有一些专家在青岛开会时，公开说“看他们这帮人能把这部书编出来？”三年后，这部书按时出版，被公认开了大型消防图书的先河，还得了国家图书奖。更何况，我们今天编纂出版《大典》，还有一个阵营强大的总编委会和各卷编委会领导班子的支持。

　　另一挑战是，我们缺少启动资金，困难不少。但我们坚信，在编委会的领导下，有出版社的支持，在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信众的支持下，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今天，我们身逢盛世，党的政策清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环境。我们应该看到战胜困难的有利条件。在诸多的有利条件中，有两条非常重要：

　　首先，有一支可以依赖的强大的编纂作者队伍。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党委书记，是出身复旦大学哲学系的资深出版人，他说：“《大典》的编纂作者，同其他著作的作者不同，参与编纂《大典》的作者，都是带着弘扬佛教文化的信仰和感情来的”。这个评价太恰当了，有了这种信仰和感情，就有为弘扬佛教文化的很高自觉。这种精神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定会变成物质力量。

　　第二，编纂《大典》这类巨著，依靠丰富的资料来源，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各山和一些著名寺庙，编修了很多寺庙志，硕果累累。这些研究成果，为《大典》的编纂打下了坚实的资料来源基础。还有，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在网上开辟了佛教寺院资料来源的新平台。例如，目前上海开放的寺庙77座，《大典》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从网上搜集并下载的资料多达71座，占92%。又如广东现有寺庙1000余座，第一轮就从网上搜索到近500余座。这种情况表明，佛教寺庙资料的来源，有了便捷快速的搜寻通道。

　　最后，表示一个态度。编委会和出版社委以重任，由我出任《大典》的执行副总主编和编辑部的总编辑，未免令我诚惶诚恐。我虽已年过八旬，但立下宏愿，和《大典》编辑部的全体同仁在编委会和出版社的领导下，竭尽全力，依靠团队的智慧和众缘和合的力量，不负重望，完成《大典》的编纂出版，为弘扬佛教文化，奉献余生！
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张国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