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佛教寺院名胜大典》编纂委员会副主任肖武男在北京编纂工作会议的两次讲话

 

2010年6月26日（根据录音整理）

 

众缘和合 《大典》编纂工作起航

——上午会议的主题讲话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来参加这次《大典》编纂工作研讨会。我参加了大概十个左右有关佛教书籍的编纂工作，这个工作是最独特的。包括我在给我的朋友介绍这部《大典》时，谈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由消防战线的人士来牵头开展这个工作？带着这个疑问，大概是五年前，徐局长，是五年吧？我们开始关注这个事情。在这五年中，我逐步了解到，在支持、保护和推动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中，各方面，尤其是消防部门，都默默地做出了很多努力。我经常在想，我和一些寺庙方丈、住持交流意见的时候，我问他们，你们知道，解放初期的时候，你们的寺庙是什么样么？他们也说不清楚。但是，我们消防部门却知道这些情况。去过西藏的人都知道，西藏有许多寺庙，那些喇嘛都把消防部门的干部和战士视为活菩萨，因为寺庙都是国家的文物，加强保护的第一要义，就是防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完整的展示中国寺庙这几十年来的发展、变化和目前保存的现状，只有消防有第一手和最详实的资料。同样，消防部门的工作也反映出了我们党和政府对宗教和宗教涉及的文物保护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从这个角度来讲，消防部门来参与《大典》的编纂出版，是一个亮点。我非常感谢北京市消防局和全国消防战线的同志。

　　我代表《大典》编委会向前来参加会议的各位学者和西藏、安徽、江苏、山西、河北、浙江来的领导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感谢。各位的到来，为《大典》的编纂出版增加了智慧、力量。《大典》的编纂出版工作的全面开展，就从这次会议起航了。我们也非常感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科技出版社的同志，他们在这次《大典》的出版任务上给予了鼎力支持。

　　今天，我们来自不同战线、不同领域，都怀着美好的愿望而来。我们不论是否拥有对佛教的信仰，但是我们都知道，今天，在创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佛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记得筹备在中国召开世界佛教大会时，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佛教在创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有重要作用，但是胡锦涛总书记把“重要”两字圈下来，换成“巨大”作用。也正是因为这样，在2008年，中央政治局在集体学习会议上专门针对佛教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进行了学习和讨论。所以，这次我们会议的一个主题，启动和依靠大家心灵的力量和缘分把这项工作做好，这就是“众缘和合”。

　　刚才讲了我们这个《大典》的设想有了5年之久，事实上早在1996年6月，公安部消防局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九五”国家重点图书《中国火灾大典》在太原召开发行工作会议，该书记载了许多历史上寺庙的火灾。会后上五台山参观，这本书的主编李采芹，也是我们《大典》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看到了因为火灾，许多寺庙屡毁屡建。我们意识到，应从防火安全的角度，对我国佛教寺庙以及火灾之后屡毁屡建的情况进行搜集整理，记录下来，以警示后人。以后，邀请天津社科院研究员濮文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志哲二位先生共同研究，提出了编纂出版《大典》的大致方案。最后，和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中国消防手册》编辑部取得了共识，大家都希望发起和推动《大典》的编纂出版。

　　2006年5月，西藏自治区消防总队长吴志强先生赴上海参加《中国消防手册》的审稿工作，得知编纂《大典》的设想后，表示愿意率先启动《大典•西藏》卷的编纂工作，很快就提交编纂方案，并对整个西藏的寺庙作了全面的调查，成果非常显著。

　　2008年，我到上海同《中国消防手册》编辑部对《大典》编纂的具体事项进行了磋商，并且达成了共同推进这个事情的意向。从那以后，我也经常去上海，包括徐局长、李主编和出版社的领导也多次来北京，他们认真执着的精神也感动了我。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晚上坐火车离开上海，早上到北京，开完会后，又晚上坐火车回上海。他们都是很值得我们尊敬的老同志和专家，让我们看到了他们非常积极的推动这件事，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这件事情做好。

　　2008年8月，我们同国宗局蒋坚永局长做过一些交流。蒋局长也把这个情况，给当时的叶小文局长作了汇报，得到赞同。最早曾考虑这部《大典》在国宗局的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后因2009年召开第二次世界佛教大会，人手不够，国宗局整个编制不到100人，出版社各个部门的人都去筹备2009年的世界佛教大会，《大典》编纂出版被推迟了。国宗局的蒋局长、叶局长支持这个《大典》的出版，但具体的编辑出版工作只好由其他出版社来担任。也出于这个原因，佛教讲的是因缘，又带着多元的色彩。我们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结下了缘分。《大典》的编纂出版，由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共同参与，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缘分，这也是众缘和合的一个典范。

　　2009年12月上海科技出版社立项，拟将《大典》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项目，又得到上海新闻出版局的批准，2010年2月，上海科技出版社启动组稿。所以，编纂《大典》的前期工作经过了10余年的筹备，直到2010年的春天，相应的基本准备工作就绪。

　　目前，还有一些事情需要落实，比如《大典》谁来担任主编，我们和《中国消防手册》编辑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领导一起研究，拟邀请到一些德高望重的领导来出任《大典》编委会主任或总主编；还有编纂工作怎样开展，需要统一认识，这是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2011年4月第三次世界佛教大会在陕西召开（现改在香港），要赶在这个时候，出版《大典》2～3卷。这是我们经过多年准备的一份厚礼，凝聚了全国不同领域的学者专家对佛教无论从保护，还是研究，还是弘扬的心血的巨著，为了推进工作的及时开展，包括配合第三次世界佛教大会的时间，决定先启动七卷。这也是我们开这次会的一个重要原因。

　　编纂这部《大典》的重要意义有很多。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中国成为流传大国，并形成了鲜明的特点。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建设了很多寺庙。佛教专家指出，中国现在有很多寺庙，但是我们回到佛的出身地印度，那里的寺庙并不多。佛教在印度历史上曾经被消尽了700余年，还是十九世纪从斯里兰卡传回去，才又发展起来的。

　　寺庙保存了佛法，中国的寺庙保存了历史文化，是文化的传承。其实，在西域，即今之甘肃、新疆，留下不少佛教壁画，当今保存下来的许多绘画、音乐、舞蹈，都是得益于寺庙，在寺庙中得到传承和保护。对寺庙有所研究的话，不难看出，北京故宫的建筑，首先是和佛教的结合，然后是中国的建筑特色和历史。所以研究佛教寺庙工作对传承中国文化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编纂这部《大典》，有以下几方面意义：

　　第一，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佛教的文化和儒家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石；佛教文化虽然是外来的文化，但深入了我们的血脉。老百姓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阿弥陀佛”，还有“观世音菩萨保佑”。在举办第一届世界佛教大会的时候，就提出来为什么是在中国举办，这是有策略性的考虑。赵朴老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中国对佛教的建设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但至今还没有一部全面反映中国佛教寺院历史和现状的著作出版。

　　第二，佛教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尤其在今天，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各社会层面作用很大。

　　第三，在化解社会发展中的矛盾中起到平衡的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和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对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提供文化基石。

　　所以我们编纂《大典》是增强自信，很有意义的一项工作。同时对寺庙的安全保护和建设，尤其是恢复寺庙、复兴中华文化有促进作用。这部《大典》对很多地方重建寺庙有史料意义。大家说盛世修典，对不同领域都有不同意义。这十年来，从想法到选题，说明我们在做一件事，我们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我和徐局长研究过，我们开会要不要请新闻媒体，最后我们还是认为要踏踏实实做事情。当佛迦牟尼圆寂之前，最后嘱咐弟子，不要以为失去了导师，应以法为师，要努力精进，不要放逸。身边的弟子，哭了，但他们最后明白了，其实一切从脚下开始。我们这部《大典》的编纂工作，就是要从我们的脚下开始，努力精进，身体力行佛法的思想。

　　《大典》编纂工作具体如何启动，就是今天下午的重要议题。总之，我们今天能坐到这里，来推动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让我们将来回顾起来，通过我们的努力，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我们是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最后，我再次感谢参加这次编纂会议的同事、同仁和嘉宾。

 

　　《大典》编纂出版需重新定位 不等不靠 自强自立

　　——下午会议总结讲话

 

　　听了大家谈论的话题，我有些感想和认识和大家沟通一下。综合而言，大家集中围绕三个方面在谈：第一是如何建立一个保证这部大典顺利出版的组织体系；第二是如何解决出版过程中所面临的资金问题；第三是就《大典》的内容而言，如何确定它的权威性。针对这三个方面，谈谈个人的想法。

　　第一就是编纂《大典》的方式需要新的定位。

　　在座的都知道，有一句话叫“民族宗教无小事”。这个话从一个方面讲呢，证明宗教工作确实特别复杂、特别敏感；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确实很多人一听事关佛教，就有担心。我去请《大典》的总主编时发现，很多领导刚开始答应，但一听说是宗教问题就退缩。我自己亲身感觉，北京崇文区去年搞大文化，请我去做顾问，我跟区政府谈，我说崇文区有几个传统的寺庙应恢复起来。分管文化为主的副区长，还有宣传部部长、书记，他们说第一个问题，国家允许搞吗？在北京，我们说天子脚下，就在崇文区，而我们的领导对佛教的认识都还是这样的半信半疑。所以我想我们工作中，将来遇到的困难是肯定存在的。

　　讲到佛教层面，至少存在三大管理体系，有佛协的，有文物和文化系统的，还有旅游局的。在北京红螺寺，历来就存在到底设不设住持，是否应有香火。因为红螺寺是旅游局的。北京还有个谭柘寺，历史可久了，早就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之说，但是潭柘寺是文化局的，今天依然还不能够很顺利的开展宗教活动。所以，从管理体制上，尤其在新形势下，我们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宗教，尤其发展佛教，招商引资，很多佛教寺庙是企业投资的。东北很有名的歪脖老母庙，就是当地村里和企业共同办的。所以说，现阶段，从寺庙来讲，实际存在四大体系。

　　从寺庙的方丈任命来讲，也是模糊的。浙江有同志来开会，你们杭州就一个灵隐寺的方丈任免和确定，到今天都没有解决。为什么，谁说了算？重庆也出现这个问题。市政府任免，统战部任免，还是佛协任免，还是投资方任免？按照我们宗教管理的规定，应是自己管理自己。所以针对这个很复杂的状态，我们怎样将这样一个浩瀚的《大典》佛教文化工程推动下去，我觉得在思考这个《大典》的方式上，需要一个新的定位。我个人认为这个立足点最好不要向佛教、宗教这个圈子里靠，如果靠进去，我相信，一定出不成。我给大家说个简单例子，成立中国佛教基金会这个议案，报到中央，十年了，今天还批不下来。谁敢批，佛教批了，道教怎么办，道教批了，基督教怎么办？第一届世界佛教大会结余资金很多，最后头疼，结余资金怎么解决。最后是限约赞助，因为不知道这个钱谁来收，这就是目前遇到的问题。

　　怎么去解决，在中国做事情，没有一个组织管理体系，没有一个行政体系去推动，肯定存在一个问题；但靠近这个体系呢，我个人觉得，我和这个圈打交道也快20年了，确实也存在一定的麻烦。听了大家的意见，有两个建议：

　　一是上策，我觉得既然是消防作为始作俑者，能否跟咱们公安系统建立关系？行不行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做这个引荐工作，因我和他们还有些交流，工作本身有一些联系，也配合他们做一些关于宗教方面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上策。

　　二是中策，我觉得可以叫以偏概全，即通过邀请一些德高望重有影响力的人来出任主任和总主编等编委会的主要领导，来化解各个部门的意见。这一点，过去我跟徐局长和李主编介绍过，在北京有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
 

至于其它的方法，我们还可以继续考虑。这是我的想法。

　　第二就是资金问题。

　　之前我没有和编辑部的同志沟通过，整个《大典》的编纂出版，需要多大的投资。我个人觉得解决资金问题，也有两个思路。

　　一个，我们在座的，当然有些同志我不太清楚，大概都属于行政体系、学术研究的，对运营层面，我觉得，首先是我自己就不擅长。我们能不能把编纂出版这一块工作和运营分开。我们招一批真正懂运营的人来，一方面为《大典》的编纂出版筹集资金；一方面为《大典》未来的市场和发行考虑，这又是更大的一块。我记得十年前在台湾参观佛光山的时候，回来后跟大陆的宗教团体讲过一个感受。佛光山的成功，与其说是星云法师的成功，不如说是他运营的成功。佛光山能成为今天影响台湾整个社会乃至经济、政治各个形态的宗教团体，得益于星云法师在创立的时候，运用了一批从美国学MBA的人，来做寺庙的运营。我们知道南怀瑾在传播中国文化，我们并不知道他背后有一个运营团队。我们推动文化，后面的这笔资金，我认为是天价。南怀瑾在25年前就任用了一个在华尔街做金融的，叫李传宏，他是非常擅长于经营、运营和金融。他为南怀瑾传播中国文化的工作提供了充分的资金保障。也就是南怀瑾不用想钱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思路。我们找到合作者，他们是擅长运营的人。

　　我想我们这部《大典》，出版社有可能申请到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项目，会有一些政府的支持，或者其它。但是我们不能等，不能靠，我们要自强自立。我们的《大典》本身就具有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其它不可估量的价值。为什么我们拿着金饭碗，还要去要饭呢？但是要我们说钱，至少我，说不出口。就像上午我请了李林芝小姐来参加会议，他们公司很大，她问我，你们需要钱么？我的第一个反应首先是拒绝。因为说不出口，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另一个就是这几年我们企业，对佛教的关注也很多，我们可以去寻求企业的支持，这也是个方法。夏金山这个项目两千多万的出版资金是由中信赞助的。我想我们很多大型的宗教活动、慈善活动，都能见到企业赞助的身影。我想可以考虑一下和企业合作，包括央企，大的民企，海外的企业。第一届世界佛教大会杨昭赞助了三千万，李嘉诚是五千万；第一届老子道德经论坛，李兆基赞助了，那时我和蒋局长亲自去他的办公室，他拿出一张支票，说小意思，我们拿到一看，三千万。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去做工作的。

　　但我比较推崇我们找懂得运营的人，请他来为我们量身定做一套运营方案。

　　第三个就是对于内容方面。

　　佛教的内容也是难点。佛教有两套体系：一个修行体系，一个学术体系，两边都互不认同。就像在北大，楼宇烈讲课，下面的人就要说讲得不对，因为修行的人认为搞学术的人方法不对。但是修行的人，我们也请到北大讲课，搞学术的人就认为基本方法有错误。所以，我们陷入纷争也是很麻烦的。刚才浙江的同志提出搞评审会，我觉得不是一个好办法，听任何一派意见都走不出来，可以说，他们本身对佛教的研究整理发掘工作都还没有完成。再说一个大陆不流行的观点，在海外，有说我们中国佛经的翻译就有错误。我接触过巴利文和梵文，可以说就《心经》的翻译，至少有一半是不一样的。而佛教在当年传法的时候，还不是用的巴利文和梵文，是用的古印度文，这个翻译过程就存在很大偏差。就说我们提的“空”与“有”的问题上，查梵文，压根就没有过。那经文为什么这样翻译，有他的原因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所以就内容来讲，中国确实没有权威，若谁说是权威，就会被若干人群起而攻之，把他打倒。所以我们博采众家之长，但不要陷入学术圈子里面。因为，一旦我们陷入，就会成为他们攻击对方的一个靶子。

　　我就提这三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