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华 

 

    距今二千五百年前，释迦牟尼在古代印度境内创立了佛教。公历纪元肇始之时，佛法越过喜马拉雅山传入华夏。二千年来，与我国浩瀚的民族文化长流相辅相成，水乳交融；并与传统思想及社会风俗密切结合，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学便在神州大地生根开花，发扬光大。十九世纪末叶，中国佛教内铸释氏真义，外融时代新学，随着社会进化而发展。梁启超氏曾云：“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从龚自珍、魏源到谭嗣同、章太炎，无不“兼治佛学”。用佛法解释儒学，论西学取证佛经，曾经成为当时维新思潮的一个特色。因此，在1881年诞生的鲁迅先生，自幼被带入佛门的，则是他的父亲周伯宜。

    鲁迅“不到一岁”时，由父亲“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这和尚人称“龙师父”，给鲁迅起了一个法名叫作“长庚”。后来他把法名长庚用作笔名，并在创作的《在酒楼上》中作为小说人物的名字。鲁迅晚年写《我的第一个师父》，亲切而幽默地回忆了童年的这段佛缘。这段佛缘，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正所谓百川灌海，佛法作为川流，自有其波光的灿烂；汇成汪洋，沙门充盈温情，亦可见民风的淳朴。“长庚”的故事，不仅体现了鲁迅与佛有缘，也反映了传统社会中美好人性的一个侧影。

    辛亥革命爆发前三年，国内出现借“维新”之名而大毁寺庙的歪风。鲁迅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河南》杂志上发表《破恶声论》。他说：“宗教由来，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斥责那些借口“破迷信”而“击像偶”（佛像），“以毁伽兰（寺庙）为专务者”是“活下”的妄人。严正指出：“夫佛教崇高，凡有识者所同可，何怨于震旦，而汲汲灭其法。”

    经历了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先后失败，鲁迅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处于“寂寞”和“痛苦”之中。他说“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为了“驱除寂寞”，他便购阅了大量的佛经；抄录、校勘、整理了大量的古碑和古籍——包括六朝佛教造像、墓志铭、塔铭、佛教石刻拓片……等等。

    在抄校的古籍中，值得注意的两部书是《法显传》和《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

    法显是东晋时“西行求佛法”的著名高僧。公元398年自长安出发，经历千难万险，到达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印尼等大小三十余国，获得大量佛经原著，译成汉文，对我国佛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回国以后将“天竺求法”的经历作了详细的记述，名为《历游天竺记传》、亦称《佛国记》，最通行的则称为《法显传》，传抄极广，深受中外学者重视，英、法等国先后翻译出版了译本。日本学者对此书有考证专著出版。鲁迅从1916年3月3日至3月16日，根据宋版原书化了十三日恭楷抄录，全文共计一万二千九百余字。又据“丽日”本进行校勘，写下校文眉批二百四十余条。

    唐三藏取经记是国内绝版的古小说，内容记述唐僧与孙悟空西天取经的故事，是《西游记》的雏型。原芷日本京都高山寺。鲁迅据日本所芷版本抄录，又与另一种《大唐三芷取经诗话》日本芷本进行校勘。此书日本芷主德富苏峰以为原书是“宋版”；鲁迅则认为“此书或为无人撰，未可知矣。”从而引出了中日学者关于此书的版本年代的争论。鲁迅在1913年11月阅读了常州天宁寺所刻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1924年5月又向上海商务印书馆买到宋版影印本《大唐西域记》四册一百二十卷。这是唐玄奘西行求法，历尽艰辛到一百多个国家的实录，也是研究佛教的重要文献。鲁迅对“流通卡”和“宋版梵夹本”作了对照校阅，对玄奘法师更有了深刻的印象。

    鲁迅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从东晋沙门法显“西行求法”，到大唐三芷法师“西天取经”，正是我国古代“舍身求法”者 的典型。鲁迅赞美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之一，也是对佛门高僧“舍身”的大无畏精神的肯定。

    在鲁迅购阅和服芷的佛经中，令人注目的是《百喻经》。

   《百喻经》是古印度佛教僧人僧伽斯那撰，南朝萧齐时通晓中文的印度来华僧人求那毗地译。全书收了比喻故事九十八则，解说佛教的道理。每则故事，设喻发人深思，议论含有哲理，词句颇有文采，是具有文学价值的佛经。

   鲁迅所藏的佛经中，《百喻经》有三种版本。其一是《佛说百喻经》二卷，公元1645年日本正保二年野田庄佑门卫刻本，内有日语校勘的字迹；其二是《百喻法句经》四卷，内《百喻经》和《法句经》各二卷，1919年常州天宁寺刻本。《法句经》系法救撰，吴天竺沙门维祗难等译。其三是1926年铅印本《痴华鬟》，王品青标点，鲁迅题记。

　　1914年9月，鲁迅为了给母亲祝寿，以银洋六十元委托南京金陵刻经处，刻印《百喻经》一百册，免费赠送，广结善缘。书后《附识》云：

　　“会稽周树人施洋银六十元，敬刻此经，连圈计字二万一千零八十一个。印送功德书一百本，余资六元，拨刻《地芷十轮经》。”

　　1915年7月20日，鲁迅在自芷的《百喻经》中，又写了一段《校后记》：

　　“乙卯（即1915年）七月二十日，以日本翻刻高丽宝永巳丑年本校一过，异字悉出于上，多有谬误，不可尽据也。”

　　越十年，北京大学毕业的鲁迅之学生王品青爱《百喻经》设喻之妙，因除去教诫，独留寓言，标点后交北新书局铅印出版。鉴于经末有“尊者僧伽斯那造作《痴华鬟》竟”之语，即据以回复原名为《痴华鬟》。由钱玄同题写封面，钱装蓝印，非常精美。鲁迅特地作了《题记》云：

　　“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佛芷中经，以譬喻为名者，亦可五六种，惟《百喻经》最有条贯。”

　　他称许王品青点标本：“尊者造论，虽以正法为心，譬故事于树叶，而言必及法，反多拘牵；今则已无阿伽陀药（梵语，万灵药的意思），更何得有药里，出离异域，内外洞然，智者所见，盖不惟佛说正义而已矣。”

　　鲁迅通过《百喻经》，赞扬了佛经中的积极意义，表达了对慈母的爱心，从木刻重印到标点铅印，对佛经的情有独钟，正是他与佛门有缘的表现……。

 

 

(责任编辑：张国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