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颢 

    2000年临近结束，人们将要告别动荡而多变的二十世纪，真正跨入二十一世纪。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人类不免对未来有一番憧憬，有一番设想和规划。然而，时间只是一个概念。所谓的世纪之交，说到底乃是人们头脑中长期积淀下来的一种对“数限”的敏感；对于新世纪的冀望，究其实也无非是人类由于对现实处境存在的不满或不安，出于对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思考、关心或忧虑。当然，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某一特定的时段，其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人类所思所虑的核心是什么，乃至人类文化何去何从，等等，这些都是有其特殊性的。

一

    有人认为，二十世纪最大的问题是价值迷失和文化错位，而下一个世纪，将是佛教文化全面盛行的时代。也就是说，佛教能够对治这个世界所存在的弊病，能够给世人带来一种新的生命。虽然，这个提法只代表一部分人的观点，但对佛教而言，它无疑获得了如下的信号：佛教正面临一个新的发展机遇。问题是，佛教自己对此有准备吗？这个意思是指，佛教是否能成为未来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它的自身条件是否具备？我们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疑问，乃是出于对佛教现代化问题的担心，而这种担心又是基于下面的逻辑与事实。

    说佛教将成为二十一世纪文化发展的主流，也就意味着佛教在二十世纪还没有得到世人足够的重视，或者说还没有真正跻身于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而我们知道，二十世纪整个世界处在一个向现代化发展的时代，这虽然作为一种价值尺度，但却是个潮流。二十世纪初，太虚大师长期地为促进佛教现代化的努力，正是顺应着这个趋势。惜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事业没有最后完成。另外还有与太虚大师同时代的铃木大拙在向西方传播佛学（主要是日本禅）也曾取得相当的成功，但铃木的佛学有不够纯粹的一面，如果仅通过铃木的禅学著作，所得到的佛教肯定是不全面的。总而言之，二十世纪佛教的现代化没有解决。

　　现代化的问题来自西方，一般是指欧洲工业革命后，伴随而起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相应的变化和发展。由于它对人类带来直接而显著的影响，早已成为世界历史的潮流，且至今依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但从广义上来说，“现代”也只是一个相对概念。

    我们常人的时间观是一维性的，相对于过去，都可谓之现代。每个时代都有该时代的现代化，现代化问题存在于一切时代之中。当然这并不等于说“现代”仅是个观念形态，或可以随意相许，没有标准的。“现代”的核心，“现代”的本质，仍是适时应势，顺应社会理性的发展趋势而已。“现代”既要有一种理性精神，又必须有相应的存在形式。不管是社会还是文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在具体的形式上落实下来，即需通过某种外在的途径来实现“现代化”。现代代表一种进步，一种方向。故凡能实现“现代化”的，首先其自身要具备“进步”的因子。

　　需要指出的是，把现代视为一种进步，但并不等于所有的事都能简单地用“现代”来衡量。大凡自我们的祖先起就产生的那些关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往往都是亘古亘今，为人类永久性的课题。诸如人生的苦难与解脱，生命的本质与意义，终极价值与精神超越问题等等，是无所谓现代与非现代之分的。

 　　科技的发达，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乃至教育的普及，制度的健全等，现代人生存环境的优越和活动空间的范围远远超出我们的前人，就像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在现在的世界，平常人家所能获得的信息和娱乐远比1914年的皇帝多。但这是否就说明了现代人比他们的先辈过得更幸福、更有价值了呢？现代人是否因此而感到满足、充实、更有意义了呢？不见得。二十世纪，战争、动荡、冲突、环境污染、吸毒、犯罪等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剧烈，更为“极端”，这是个典型的“道德准则的中心地位日益下降而相应地追求物欲上自我满足之风益发炽烈的社会”（参见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迷惘、不安、焦虑、烦躁等严重困扰着人们。物质的丰富不能给生命的本质带来直接的影响，不能充实心灵世界，世人正处在一种精神与物质极度失衡的状态下。

 　　有人说现代社会不缺什么，就是缺乏价值理想和宁静的精神生活，即缺乏生命的智慧和对生命本质的追求、执著。而宗教所注重的就是有关人类本质问题的探究和对人类终极的关怀。人生存在缺陷，很难圆满，它有痛苦、有遗憾，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它需要得到不时的抚慰、贞定。而宗教正是能给人类的心田以泽润，精神以滋养。

　　 从人文学的角度看，“宗教是人类生活的源泉”，“人没有宗教和哲学是无法生存的”。不仅如此．整个社会也“需要一种正确的宗教来帮助”。按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观点，文明社会所产生的最基本的社会弊病，完全“有可能使文明社会生机枯竭”。幸好由于宗教——这个“使这一社会维持下去的精神力量”，才使我们人类不致于沉沦下去，蒙受黑暗（参见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

 　　我们认为，现代社会由于宗教精神的缺乏，导致对本质的迷失，而出现观念紊乱，问题重重。与个人一样，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应有一种宗教的精神力量来支撑、引导、把握方向，现代人更加需要宗教。职是之故，一切“正确的宗教”。都是属于‘现代”的，肯定宗教对人生、对社会的永久性意义，就包含了对宗教现代性的承认。

 　　佛教是生命的学问，佛教对人生基本问题的揭示，对世间诸相的剖析，对现实人生所具有的指导作用，无不具有恒常性的意义和价值。如果承认佛教对现实社会所具有的正面价值，相信佛教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那么其前题首先就须对佛教基本性质予以充分肯定。换言之，佛教的“现代”性质，是佛教的基本属性决定的。任何存在，其本质是不能改变的，本质变了，其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资格；变质了的东西，已经非其自身了。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在任何条件下，佛教的基本定位不能动摇、改变，在逻辑上，本质的佛教不存在任何要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或不适应的问题，除非要在根本上取消佛教的存在。进而言之，佛教愈是要在现实社会站住脚，佛教要生存、发展下去，就愈是要对自己的定位能把持得住，不偏不倚，积极发扬自己的特质。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佛教不存在现代化的问题呢？事情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佛教在世间的传播，佛教的弘化，有究竟与方便两个方面。究竟是佛教的本质，它是佛教的立教之本。但佛教在长期的流行过程中，因时地的不同而有适应的方便，这是弘法教化的需要。但同时这也使本质佛教的开展受到了制约，未能充分发扬，甚至还不得不隐伏、退居一边。另一方面，异质的东西又不断地流入佛教，从而引起佛教的变质、异化，最终导致佛教的衰亡，印度佛教的历史已充分说明了这个规律。（关于这些问题当代高僧印顺导师已有很透彻的论析。）

 　　佛教的适时应势，方便是必须的。但如一味地适应、迎合，则使佛教世俗化、庸俗化乃至功利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佛教的庄严性被冲淡了，神圣性退化了，最终又反过来影响佛教在世间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动摇了它在人类精神世界中的地位。我们已经指出，物质文明越发达，越需要有宗教精神来平衡，越需要由宗教来提挚生命的意义。所以，现代佛教的任务首先是明确佛教的定位，豁显本质的佛教，将佛教之所以为佛教的存在理由充分抉发出来，使佛教真正成为能够摄受众生、教代世间的精神力量。

四

 　　当然，坚持佛教的基本立场，并不是固步自封，将那些值得汲取，凡有益于佛教在现实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形式与方法排斥在外。要得教化之功，还需要有行道之便。根据现代社会的特点，佛教在加强自身队伍素质提高，完善自我建设的基础上，首先应该积极做好社会公益事业和文化建设事业。一切资生事业都是佛业。为社会、为众生谋福利，这对佛教来讲本身就是一个植福培福功德积累的过程，是进趋道业的必备资粮。应该说，这是佛教的传统。至于佛教的文化事业，本质上也是公益性的资生事业。而在一个教育普及、文化发达的时代，佛教文化事业的开展，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 作用一样，既是佛教与外界社会取得联系的一种纽带，又是体现佛教的社会价值，争取社会的认同，扩大社会影响的必要途径。

　　现代社会是个开放的社会，佛教应该走出相对封闭、狭窄的圈子，扩大活动半径，树立起与佛教宽阔的人文情怀，深邃的宇宙精神相一致的良好形象。所以，传统佛教那种以讲经、注经为主的宣教形式，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兴办多种教育，培养各类教内外人才，并积极支持、参与社会的各种文化教育事业；利用书刊、影视、网络等媒体开展一系列内容不限于佛教的、有益于开发人类心智的文化活动。如此等等，都是佛教需要重视、投入的项目。必须指出的是，佛教在从事这些工作时，不能以追求名闻利养为目的，以亵读弘法利生的神圣性；也不能以一种家庙产业来对待，被世人视为与社会争夺利益、争夺资源的竞争对象。

　　佛教通常被视为出世法，佛教界也大多以此定位表示自己的殊胜，而对世间其他一切事务则持轻视、冷漠甚至否定的态度，以示清高。这种态度，势必造成佛教与世间的隔阂，甚至对立。毫无疑问，佛教确不同于世间其他诸法，但这种不同不是对世间的否定、取消。既然佛教研究的是人（生命）的问题。那么对人所处的社会，对世间一同凡与人有关的事，佛教没有理由遗弃不顾；而佛教本身也是在世间生存，在世间发展，如果它对存在世界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不予正视，不加研究，还谈什么为人类解惑释疑，成为现实世间的精神力量呢？

　　以开放的心态正视社会，积极接纳、吸取世间一切具有正面价值的观念形态和文化体系，这是佛教在世间生存、发展的必须。所以，对于人类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人类在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科学等方面的实践努力所积累的经验和成果，佛教都应该加以认真地分析、研究，给予充分地肯定，尽可能地吸收、充实到佛教的价值体系中去，使佛教与世间各类优秀文化之间的融合更加全面、广泛。这乃现代佛教的一个重要课题。

 　　当前世界，由于科学文明所带来的显著成就，人类对科学文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信赖，而世人对工具理性的推崇，竟至于完全替代了对价值理性的追求。正由于此，佛教更应在人文的关怀上多一份投入，向世人揭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唤起世人对生命的自觉。但是，另一方面，工具理性对于人类相互之间的对话、交流和沟通，确实有一种工具之便，尤其是对大多数受到现代教育的人来说；出于对知识的自信，往往只服从逻辑推理，公理原则，传统佛教用那种体悟示演为主的方式来揭示佛教真理，已经很难使他们信服、接受。撇开个人对知识的迷信、执著不谈，就佛教在现代社会的传播需要而论，其在方法论上也确实有必要进行一番调整和改善。

 　　由于现代文明所存在的一些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病，自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不少人已经把希望寄托在东方的佛教身上。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现代科学文明并非一无是处，它对人类影响之大，是历史上其他任何文化都无法比拟的；佛教文化固然伟大，但它也有不少薄弱环节，有改革完善的必要。如何将现代知识论、科学的方法论吸收到佛教中来，建立人类共同的理性准则，使佛教的表现方式更贴近现实，更能使现代人接受，这对佛教在现代社会的传播、发展来说，无疑是首先要解决的课题。

   结语

 我们认为，二十一世纪佛教的发展，既面临重大机遇，又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机遇靠自己去把握，问题也需要由自己去解决。对此，如果佛教自己不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再好的机遇也会失之交臂。对于佛教而言，一方面坚持佛教的定位，发扬本质的佛教，另一方面又积极寻求能适应时代的存在方式，乃是现代佛教两个都不可忽视的课
 

 

(责任编辑：张国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