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慧长老于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日，了断尘缘，作别娑婆世界。此突如其来的噩耗，令世人，特别是广大四众弟子扼腕叹息。面对老和尚安祥示寂的庄严法相，我情不自禁思绪涌动，老人家以示寂的行持，真切诠释着人生无常之真谛；以不倦弘法的实践，笃实践行禅门修学之精髓。而其所倡导的“生活禅”，作为中国当代禅学的典范，已经成为中国广大佛法学修者佛化生活的嚆矢，在强烈共鸣的基础上成就著众生提升人性，锤炼佛性的努力。同时，净慧长老首创的“生活禅”，已成为老和尚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思想遗产。

 

　　一、生活禅提出的历史渊源与个人因素浅述

 

　　净慧老和尚于二零零一年六月十八日于柏林禅寺问禅寮中所作的开示中，提到了由复旦大学王雷泉教授所提的一个值得深思的论点，即“佛教要现代化是为了化现代”。由此观点出发，净慧老和尚站在随缘而转的立场上，对佛教步入现代化表示了充分的肯定，这无疑显示了作为一代禅门大德所具备的宽阔胸襟和卓尔不群的弘法视野；但同时，佛教的现代化之目的和归宿，其“不变”的原则是化导现代社会的芸芸众生，解决他们所存在的种种心理上、精神上的迷惑颠倒。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净慧老和尚致力于对当代存在过及尚在流行的“安祥禅”和“现代禅”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并适时提出“生活禅”之宗门意趣，其要旨在于，通过对佛教古老禅法现代化过程的肯定，彰显其博大、宽阔的信仰情怀；而“生活禅”的旨趣，即是以古老的禅宗发挥出“化现代”众生、调适现代众生烦躁、紧张的心理状态，并以此标明，佛法之要旨和目标，并非仅在哲学上的自圆其说般论述，佛法的旨趣也非局限于理性范围内的人类智力游戏，佛法是救世之光，是面对大众之心理关怀和精神慰藉之妙法良药，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化导作用不仅未因为时代步伐的飞速前行而褪色，反之，佛教化导为现代社会之经济高度发展而伦理价值严重滞後所纠结不已的人类中普遍存在的痼疾，有着显著的、不可替代的功效。从这个意义上说，净慧长老的生活禅之观念和实践，佐证了欧阳竟无先生于一九二二年在南京高师哲学研究会所作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所阐述的理念。

　　净慧老和尚在二十世纪最後十年到来之际的一九九一年提出“生活禅”理念，并于一九九三年柏林禅寺刚恢复之际，即创办“禅”夏令营，直到二零零八年出版《生活禅钥》，对生活禅予以系统化梳理、体系化建构，这一切，无疑有着中国禅宗法脉上的渊源，同时也具有净慧长老本人不凡经历与时代因缘的要素。总之，“生活禅”绝非出于心血来潮的标新立异或哗众取宠的故作创新，而是中国禅宗法脉流布中，对于禅学义理符合时代需要、契合众生根机的旨趣诠释和内涵拓展。

 

　　问题在于，尽管佛教是在中国社会已经存在了近两千年的古老的外来宗教，可以说早已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那博大精深的体系之中，也早已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割舍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所面对的佛教，已经不是固守印度原始与部派佛教时代的原教旨主义意义上的佛教，也已经不是经过龙树菩萨与无著菩萨改造拓展而蔚为大观的印度大乘佛教的原貌风格，而是经过中国历代高僧大德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价值观念、民族风俗而不断调整、改变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最为典型的信仰形态和表述方式，集中体现在禅宗之中。应该说，禅宗在中国社会中的发展，有一个从声闻乘的禅法向大乘禅法的传译、介绍的过程，也有一个从作为纯粹的印度佛教和其他宗教所拥有的修学禅定之方法，向全面诠释佛陀旨意，完整深入、深刻透彻彰显佛法根本的禅宗之转化历程。

 

　　根据禅宗诸《灯录》资料的描述，中国禅宗实际上源自于南北朝期间来华弘传“如来禅”之达摩祖师，後经四祖道信和其徒五祖弘忍立东山法门後，禅宗在中国佛教界才真正站稳脚跟。但是，这时候的禅宗之“禅”，还是未摆脱“藉教悟宗”的状态，《楞伽经》、《金刚经》还是诸禅师所一再强调和推崇的教下经典。然而，禅宗以後经过南北禅的分庭，特别是经过菏泽禅的脱胎换骨，其面目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说其实在的，将慧能禅师从如来禅法脉中分离而独立为祖师禅，并竭力强调所谓的“南顿北渐”之说，并将慧能禅师之禅学风格归纳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明心见性”者，始作俑者即为菏泽神会禅师。而後经洪州禅、分灯禅的发展，入宋以後的禅学各种记载中，不断强化了南北禅的分离性，也将“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祖师禅风格发挥到了极致。

 

　　这一切，如果仅仅从纯粹的禅学思想发展史角度考量，也许会有诸多的“伪托”、“篡改”、“杜撰”之处，需要认真去梳理和考证，这方面日本学者如柳田圣山先生等，曾经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其经典著作未能翻译成中文而在中国教界、学界广为流传，更不用说认真对待、细细品味了。这一切在在说明着南禅的兴盛之问题，并非属于文献学上考证、梳理的范畴，也非单纯学术研究范畴内的命题。南禅的出现，本身是中华文明环境下和民族文化土壤中酿造的佛教信仰之品种变异，是佛教适应中国国人信仰特质、思维习惯的自我重塑。就其义理基础而言，笔者认为这是对般若系精神和中观学义理中国化的另类表述，虽然略显突兀与离经叛道，但事实上反映并揭示着般若学的意趣、中观学的宗旨。而这种另类化的表述，有着深刻的民族文化背景。华夏的文明禀赋和文化属性所决定的崇尚实际讲究实用的叙事模式，培育了不擅抽象理性思维，但却注重自身感性体验、追求即时与此生效果的习惯，与印度文明中那神圣叙事模式有着质的差别；而惯于神话理性思维模式，崇尚超越之神圣的印度宗教，在世俗与出世之间架构鸿沟，这在中华文明的环境中是匪夷所思的。惯于伦理理性思维模式，将最高的神圣性赋予世间最高统治者，并以此为坐标确定每一位社会成员之名分的中国社会，无法接受超越于尘世又无从实际把握的神圣。而世间与出世间之间的界限，就如生者世间与冥界之间一样，是模糊不清的，或者说冥界是生者世间的翻版，出世间是世间的净化或改善一样。尽管广大信众对祖师大德赋予众多公案的深刻内涵并不了解，或者更多的是单凭自身想象和理解所引发的误解，但从众多公案禅机中所透视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呵祖骂佛”之禅风，确实适应了中国人漠视神圣性的心理需要，也满足了中国佛教信徒追求“成佛”境界的现实诉求；而“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当下“顿悟”等宗风，更使中国佛教信徒摆脱了抽象、深邃、精致的佛教义理体系的桎梏。也许，哲学界会迷惑于为何蕴含着极其丰富东方哲学元素，精巧深邃的中观学体系和唯识学体系会在中国民间信仰中被边缘化？事实上，这些蕴含丰富哲学思辨和理性架构内容的佛学义理传入我国之际，已经决定了其在中华文明土壤中生存环境之窘迫与生存空间之逼仄了。

 

　　所以，禅宗所提出的“平常心是道”、“直心是道场”、修学是“困来睡觉、饥来吃饭”等，在中国广大佛教信徒中，可谓是深入人心，获得广泛共鸣。但悲剧性的後果是，众多禅修爱好者并非都能深刻理解和领会之，误解甚至极端化的曲解者比比皆是。故南禅发轫于菏泽高扬“不立文字”之旨趣，而在赵宋以後又以圆悟克勤禅师为代表，力主“不离文字”之要旨；由“呵祖骂佛”之极端而归之于 “禅净合一”之平和稳妥，始于力劝众生杜绝“枯坐盲修”，而演绎为以抵制“狂禅”、“野狐禅”为己任。特别是在顿渐之争中，从菏泽一系与北宗的势不两立，逐渐发展到赵宋以後正觉禅师之倡导默照禅，强调渐修与顿悟的融合相契性与不可偏废性。直到现代，随着净土法门的盛行，禅宗诸师十分注重反对和阻止那种颟顸修学、一味漠视甚至于诋毁渐修，寄希望于由凡夫到悟者的毫无根机、毫无次第准备的所谓“顿超”倾向的泛滥。由此，“生活禅”的产生，首要的是将佛法的修学与日常生活相衔接。契合凡夫根机的佛化生活，是现代众生走向悟境的必由之路。其中，汇集了分灯禅诸宗之精华，昭示着佛陀般若义理与中观宗旨之精髓。在此信仰的土壤中，以“佛法即生活，生活即佛法”为主旨的，实现佛化的生活和生活化的修学之“生活禅”，可谓是当代禅宗对于祖师大德佛学观念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当下众生根机的适应与诉求的呼应。

 

　　当然，“生活禅”的意趣在当代，是承续禅宗之法脉而水到渠成的结果。而由净慧长老提出，并身体力行予以发扬光大，则是有着老和尚人生经历的特殊因缘的。净慧长老自幼即被父母送往尼庵抚养，可以说其一生基本上都是在寺院环境下生活。十四岁于武昌三佛寺开始拜寺学经，由此奠定了他超脱不凡的信仰品格，树立了献身弘法事业的宏愿。一九五一年，十八岁的净慧法师即赴广东云门寺受比丘戒，殊胜的法缘，成就了他亲侍中国现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的机遇，而敏悟的睿智，促成了他深受虚云老和尚器重，并在一九五二年即接纳其为传法弟子，为他以後在中国禅宗中广采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五宗法蜜，酿造生活禅之独特醇厚法露，宗门独树而为禅宗一代龙象，夯实了法脉的基础。而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三年，净慧法师在中国佛学院就读研究生，成为新中国难得的接受观空法师、巨赞法师，周叔迦、汤用彤等大家系统培育，并获得硕士学位的学问僧。照例，循其早期生活和修学轨迹，他应当是一位以学问为生命，以学术为事业的纯粹学问僧。但刚学业完成的他，即在其三十而立之年，被作为漏网右派而投入劳改单位，辗转于北京、广东、湖北等劳改场所。长达十六年的劳改生活，使净慧法师这位在佛门清净寺院中长大，在佛教义学象牙塔中蒙熏的学问僧，与社会底层百姓有了广泛的接触，并亲身体验了平民的油盐酱醋，感受了百姓的喜怒哀乐。直到一九七九年平反之後，净慧法师才回到北京，被安排至中国佛教协会《法音》杂志社，从事佛教文化和宣传工作。一九八八年被中国佛教协会委派至河北省筹建省佛教协会，并先後主持了禅宗著名寺院正定临济寺和赵州柏林禅寺。在恢复佛协活动，修复开放祖庭寺院的工程如火如荼之际，净慧法师与社会各界广泛接触，对民间的信仰诉求之了解、体会，促使这位有着宏愿大志，又具备精深佛学造诣的虚云老和尚传法弟子开始了其建构“生活禅”体系，创办《禅》杂志，设立“禅”夏令营等现代条件下的解惑祛迷、觉世度生的不凡度化事业。

 

　　可见，由净慧长老首创生活禅之理念，并在实践中形成其体系，有着长老自身的殊胜因缘。首先是早年的拜师学佛经历，至少在师承和学问两方面，规范了其禅宗大德的禀赋。作为虚云老和尚的传法弟子，其作为临济一脉的传承者当在情理之中，而其长期以来在中国佛学院系统学习佛教义理，全面把握佛教的旨趣的经历，这恰恰是许多禅门缁素所缺乏的。正由于既有耳提面命的师承，又有系统佛学的学养，为净慧法师全面、深刻、准确把握中国禅宗精髓，避免只言片语的妄断，杜绝望文生义的武断，从而于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五宗的深邃智慧中广集睿智真知灼见，融为一炉，将六祖慧能大师之“直心道场”、南泉普育之“平常心是道”等宗风予以推陈出新，在适应时代的表述中，予以实践贯彻。其二，净慧长老在尘世平民百姓中生活多年，饱经风霜、阅尽世态炎凉和百姓疾苦，了解众佛教信徒之思想脉络，以及烦恼所知二障之症结，故在其弘法生涯中，能如法如仪、契理契机地融汇精深博大之佛教义理于众生现实生活与修学实际之中，提出适合大众修学佛法之需要的生动、活泼的“生活禅”体系。“生活禅”在宗风上表现出的举重若轻、摄受众生、贴近生活的风格，虽自然平常而实内涵深意、虽随意但却非随便、虽放松但却不放逸，杜绝着隔靴抓痒般的故弄玄虚，对治着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针砭着无的放矢的顿超蹈空，纠正着文不对题的盲修瞎练。可以说，净慧长老从祖师大德那师承并结合自身亲历亲为的实践、修学而开创的生活禅，在适应现代众生修学实际和需求的过程中，也在潜移默化中，弥补着中国佛教界，特别是汉语系佛教界修学次第模糊、窍诀缺乏等路径不明的弱项，克服着佛教弘传史上和现实中所存在的上述遗憾和缺陷，召唤着富有鲜活生命力和强烈救世度生功效的佛教真正返归人间，庄严着人间佛教所缔造的人间净土。如此的佛教之现代化，方能真正担当“化现代”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