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²。2 500多年前，即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由古印度伟大的圣者、迦毗罗王国净饭王太子乔达摩·悉达多创立。2 000多年前，即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³，佛教随着绵绵不绝的商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佛教在中国汉族地区，藏族、蒙古族地区和傣族地区的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汉地佛教、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和云南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佛教）三大系统，组成了颇具民族特色、生生不息的中国佛教。

一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佛教传入中国，是一桩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从此，这种外来的新兴的异质文化，不但打破、解构了大汉帝国“独尊儒术”的传统文化格局，而且在与儒学、道教的长期彼此冲突、相互融合中，终于东晋时期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由此重构了儒、释、道鼎足而三的气势闳阔的中国古代文化，共同支撑起中华文化精神的恢弘大厦。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度。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其诸子辩说的汪洋恣肆，百家思想的流脉纷呈，构成被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的“轴心时代”⁴。其中，儒家的醇厚、墨家的谨严、道家的超逸、法家的冷峻、阴阳家的流转、名家的思辨、兵家的智慧……以及诸子百家的“和而不同”，在中国历史乃至在世界历史上都留下了至今仍令人陶醉、给后世以享用不尽的、丰厚的文化遗产。 

　　秦政一统天下，焚书坑儒，独尊法家，横征暴敛，大兴土木，用兵边陲，民怨鼎沸，遂使天下大乱，二世而亡。汉朝初年，文、景二帝以黄老治国，适应了人民休养生息的社会需要；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顺应了天下一统的历史趋势。但是，由儒术而成经学，而成谶纬，又使大汉帝国沉浸在天人感应、谶言纬书盛行的神秘主义氛围之中。特别是自东汉桓、灵二帝始，外戚、宦官交替专政，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公赋既重，私敛又深。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人如虏”⁵；加之天灾不断，瘟疫流行，民不聊生。揭竿而起的黄巾大起义，又在豪强地主的血腥镇压下，归于失败。在这种境遇下，痛感人生悲苦，渴望安宁生活，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于是，以追求人生解脱为旨归的佛教，一改过去若隐若现、面目朦胧，突发性地大举涌进中国，成为古老中国的“一种救世之道，一朵生命之花”⁶。据初步统计，从桓、灵二帝到曹魏的百余年间，尽管动乱不已，战争连年，但仅译介的佛经，就有100多种。建安七子中的孔融，曹氏集团中的曹植，都受过佛教的熏陶。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魏晋玄学，实为中国传统老庄哲学与印度佛教哲学相互激荡的丰硕成果。

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扩展最为迅速的一个时期，是一个佛光流照的时代。究其原因，除了儒术的继续衰落和玄学的兴盛之外，少数民族逐鹿中原，是其重要的政治推动力量。所谓北朝的“五胡”，都是佛教的信奉者和扶植者。石赵是羯人国家，奉西域僧佛图澄为国师，出家者众；氐人国家前秦苻坚攻陷襄阳，取名僧道安莅临长安供奉；羌人国家后秦姚兴迎请龟兹僧鸠摩罗什，组织了第一个国家译场；匈奴人国家北凉沮渠蒙逊则在武威天梯山造像，推崇天竺僧昙无谶；逮至鲜卑人的北魏国家统一北方，佛教更是被抬到了近乎国教的崇高地位。于是，在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倡导下，佛教迅速向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中传播，江淮以北，仅是僧尼二众，就达到200万。著名的麦积山、云冈和龙门石窟，都建造在这个时期；规模宏大的寺院和富丽华贵的金铜铸像，也均以北朝为最。为了加强对迅速崛起的僧团的管理，北朝还建立了僧官制度，客观上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与此同时，南朝统治者亦将佛教作为一种国家事业和统治手段，自上而下地推动佛教发展。在注重深究佛教义理的同时，也大量兴建佛教寺院，因而出现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⁷的繁盛景象。特别是梁武帝萧衍（420～589年）笃信佛法，奉佛教为国教，他不仅广造寺院，而且四度舍身同泰寺，并亲自为僧俗四众讲解《涅槃经》。其流风所及，上自帝王宗室、世家大族，下至庶民百姓，都崇信佛教。这一时期，译经数量之大，种类之多，不但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这些经卷承载的佛学思想，深邃而纷杂，说理富于逻辑，寓言多蕴哲理，而神话传说则丰伟奇幻，洋溢着人类精神世界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佛教东传所带来的这一切，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都是新知识、新思维，它不但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而且对构建中国人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维方式，发挥了巨大的启迪与开拓作用。

　　隋唐王朝的相继建立，结束了魏晋以来的社会动乱和南北对峙，国家重新归于统一，多民族趋向空前的大融合，古代中国步入了最为繁荣的历史时期。佛教作为这一隆盛时代的反映和表现之一，便是诸种宗派的纷然兢立，各呈奇态。天台、三论、唯识、华严、禅宗、净土、律宗、密宗八大宗派并行不悖，促使佛教向多元化、多层次方面发展，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创立这些宗派的中外佛教大师及其传人⁸不仅得到了朝廷的优渥礼遇，而且在士人和广大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其中，慧能的南宗禅，一花五叶，流播天下；而玄奘西天取经，鉴真东渡传法，更是谱写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异彩华章。

　　与韩愈、柳宗元等所鼓动的儒学文化复兴运动并流，中唐以后，还有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这就是士大夫狂热礼赞南宗禅，形成了风靡士林的禅悦之风。南宗禅吸引士大夫的魅力，不仅是它那莲花万朵，无生无死，悠哉游哉的彼岸世界，而且还有它所特具的在“悟”中求得自我心理平衡的功能。其绝妙之处，“在于它把人的情欲导向内向反省，使情欲转化为人生情操的自我修养动力，从而平息了向外追求的躁动”⁹。白居易对此深有感悟，他说：只有参透“南宗心要”，便可“颓然自足”，“抚省初心，求仁得仁，又何不足之有也”¹⁰。吕温亦说：佛教“极力以持其善心，专念以夺其浮想”，能够使人“心无所念，念无所求”¹¹。

　　逮至宋代，出现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佛教传入中国后，即开始了中国化的过程，随着六朝佛教义学的兴盛和隋唐佛教宗派的建立而形成“中国佛教”，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佛学”，却是以佛教衰落后的士大夫佛学为代表的。由僧团佛教转向士大夫佛学，由侧重以信仰为特征的宗教性的佛学研究转向侧重以理性为特征的学术性质的佛学研究，以学者的态度去研究佛教并有所创造和发挥，这是此前中国佛教所少有的现象，也是宋代佛教的重要特色和贡献。其巨大影响所产生的效果，则是两宋诸子“援佛入儒”，对孔孟传统加以改造，从而建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学理论体系。其巨大影响所及，甚至带动了中国道教的革新，盛行于金元时代的全真道，就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汲取佛教、特别是南宗禅的思想营养，对传统道教进行改造的产物。

　　总之，佛教东传，为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功绩，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说：“汉晋以还，佛教输入，而以唐为盛。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惟其中之规律，多不合中国之风俗习惯，如祀祖、娶妻等，故昌黎等攻辟之。然辟之而无以济其乏，则终难遏之，于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见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夷复夏也。乃求得而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取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传宗，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¹²。

学术界一般认为，佛教正式传入西藏地区，是在松赞干布执政的吐蕃王朝时期，即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通过赤尊公主、文成公主把大量的佛经、佛像、法器等从尼泊尔、汉地带到了吐蕃。在两位公主的倡导下，迎请一些印度、尼泊尔、汉地僧人进入西藏地区传法。当时，佛教在西藏地区的主要活动有两项，一是建立寺院，二是翻译佛经。通过修建寺院和翻译佛经，使佛教开始在吐蕃流传起来。松赞干布之后，其子赤松德赞、孙赤祖德赞也大弘佛教，恭请尼泊尔静命¹³论师、莲花生大师来藏弘法，又请静命论师、莲花生大师建立桑耶寺。此后，经过80多年的朗达磨灭佛，到北宋初期，即10世纪末，佛教又在吐蕃重新流传，并吸收西藏原始宗教苯教的一些神祇、仪式，形成了具有西藏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相继产生了宁玛派（红教）、萨迦派（花教）、噶举派（白教）几个重要宗派。明朝初年，格鲁派（黄教）异军突起，成为势力最强大、影响最深远的宗派。

　　与佛教传入西藏地区同时，即7世纪中叶，南传佛教也由缅甸传入中国云南地区，后逐渐形成润派、摆庄派、多列批、左抵派四个派别，为云南傣族、布朗族、崩龙族等少数民族所信仰，对这些民族的思想文化、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各方面都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