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武男总主编在《大典》上海卷编审会上的讲话

　　首先，对《大典》上海卷编审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同时预祝这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我同《大典》的结缘已经很多年了，《大典》的筹备工作包括必须的原则应该是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徐局长和李主任他们，在多年努力之下，不断推动这件事情，他们认真、热情的工作感动了我。我在这次会议之前参与这项工作，其实很简单，就是受他们的嘱托，同时自己也想尽点力，用佛教的话说就是积点功德，所以说，没想过名，也没想过利。当然，我在想，编纂出版《大典》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就应当尽我所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徐局长、李主任和出版社领导很热心，要我担任总主编，我想，现阶段我是来为大家服务的。总之，一切以有利于《大典》工作的开展，一切以有利于把这件事情圆满地做好为原则。就我自己而言，就是能来做义工也很高兴。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把《大典》作为重大文化出版工程列入出版计划，使《大典》的编纂出版得到实质性的发展，加上在座的金老师、潘处长两位专家和其他同志的加入，相信上海卷的编纂出版将成为一个开端，也是一个启发，为下一步其他几卷的准备、编纂和出版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就我本人来讲，很愿意和上海的同志在一起工作，原因在于：北京虽有很多资讯、资源和渠道，但是从做事情来说，上海的同志比较踏实，尤其在涉及到学术及研究方面、需要花力气去较真的方面。所以，编纂出版《大典》这个浩大的工程，从上海开始启动，也表明已经有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关于下一步的工作有以下几点想法：

　　第一，《大典》编委会要逐渐完善，尽量能邀请到一些德高望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在学术上有影响的大家，这个工作从去年开始做了一些准备，余下的几个月时间，一定会有所进展。

　　第二，编纂这部浩大的文献资料工具书，或者说一部巨著，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这几年，企业界对于佛教事业有很多热情支持，我初步已有几个人选，如山西、河南的首富，他们都信奉佛教，准备在征求徐局长、李总编、出版社的意见之后推荐几个企业家，发挥他们企业的优势，能够在资金层面对《大典》编纂出版的后续工作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做一些横向的协调与合作。我从去年开始在主抓一个项目，即国家的现代建设，这个项目是由刘延东同志挂帅，常设机构在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整个中国现代建设的一个重点课题，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到宗教部分，所以我想下一步在北京大学当代研究中心这一块和国家软实力课题研究这一块，能否找到一个结合点，能否把《大典》取得的一些成果放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去。同样，在国家软实力建设里，整个课题得到了中央的预算拨款，看能不能对《大典》也有所支持。

　　第四，有几个地方卷，尤其是西藏卷，与中央统战部协调，编委会给统战部领导草拟了一封信，前段时间忙于“3.14”。现在已经过去了，准备再向部长作个汇报，希望把西藏卷尽快开展起来。

　　第五，《大典》的编纂工作是一项收集历史文化资料的工作，在今天，即2010年以来，我们实际启动《大典》编纂工作的时候，中国面临一个新的形势。在中午与潘处长、金老师交换意见的时候，听了他们反映的一些情况，引起了我的一些想法，在这里和大家做些沟通。当前国家面临的形势，重要的就是维稳问题。整个中东的形势，导致国家考虑维稳时，必须上升到一个国家最高的战略角度。从维稳的角度讲，涉及到几个方面，其中对宗教这一块是个重点。前几天中共中央会议也对这一块作了专门的指示和强调。虽说我们编纂出版《大典》是一个浩大工程，其实也是解决了我们多年来对佛教寺庙不同性质的一些基本数据的了解，包括信教人数、僧侣人数等的了解。这方面的工作，现在看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就是新形势下，对宗教的管理方式。通过《大典》编纂工作的开展，有很多建言和献策，正如中午了解到的一些问题，正是中央所考虑的，也是有关部门所调研的。我们的编纂班子也可以承担一些这方面的课题。这些建言和献策，如果能形成一些很有针对性的、及时的意见，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相关渠道，送至相关领导。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整个《大典》的基本点、立足点是站在为国家建设服务的高度，为国家当前的建设、稳定，尤其是在宗教管理方面提供一些有效的建议；同时，相关领导的批示，对我们《大典》未来开展工作，尤其是在得到宗教局、佛协的支持方面起到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

　　总之来讲，我本人非常愿意为《大典》最终的、圆满的愿望实现积聚所有的努力。